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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董事会的会议纪要表明：董事会认为内部人贷款比非关联贷款风险更低。在墨西哥国家银行董事会的一次争论中，部分董事反对贷款给另一家银行，直到后来有人指出这家银行的信用风险情况不错，因为该行只贷款给自己的董事！31实际上，内部人士贷款在当时被业界公认为高质量贷款：1908年（美国1907年的危机传递到墨西哥），为了挽救小银行，墨政府新设贷款储蓄银行，通过回购高质量银行贷款和其他银行发行的基于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券，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在这一过程中，该行选择回购内部人贷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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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这一场救市行动是历史上第一次贷款证券化，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1900年前后墨西哥银行体系的复杂性和创新性。几乎没有人质疑回购贷款的质量，认为银行家们将坏账转移给了政府。在此有必要指出：贷款储蓄银行的股东都是墨西哥的大银行，且此次救市是历史上少有的最终产生盈利的行动，其真实资产回报率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回报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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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至19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席卷至墨西哥，墨西哥银行业的快速恢复能力显示了其内在的稳定性。实际上，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银行体系极其稳固，至少在迪亚斯执政时如此。如图10.1所示，银行数量和银行总资产稳步上升。1897年迪亚斯政权刚上台时，包括房地产抵押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发行银行在内的银行体系仅有10家银行，银行总资产占GDP的比例仅为12%；到了1910年（迪亚斯最后一个完整执政的年度），全国的银行达到32家，其总资产占GDP的比例上升至32%。在这13年间，只有一次衰退，在1908—1909年有7家小型银行倒闭，其中2家转型为投资银行，剩下的几家被偿付能力更强的大银行收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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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897—1913年墨西哥银行体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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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aurer and Haber（2007），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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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时期，墨西哥的银行券和银行储蓄充分竞争，这两类银行债务持有人似乎对墨西哥各银行都形成了市场纪律约束。研究表明，1900—1910年间，观察银行基本面状况是预测银行储蓄和银行券余额变化的有效方法。换句话说，只要银行能够向债权人证明自己的金融实力，就可以通过发行银行券、吸收存款提高杠杆率。1904年，在墨西哥中部银行（为抵制墨西哥国家银行在货币清算上的垄断地位，由小型银行发起成立的一家清算行）的号召下，银行间建立了一种有限互保机制以增加流动性保障。由于参加的银行数量不多，且彼此非常了解，该机制得以有效运行。它与美国的相互保护制度不同，但与美国南北战争前期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互保机制非常相似，美国这两个州的互保机制同样具有上述这两个关键特征（见第六章）。借助这一互保机制，其成员成功地度过了1907—1908年危机，并避免了市场纪律的破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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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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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切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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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相比，迪亚斯时期的银行体系是一大进步。这时期，墨西哥第一次有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也正是因为银行给政府提供了公共资金来源，迪亚斯才不需要为维护政权而掠夺财产，从而鼓励了投资、促进了生产。另外，在墨西哥国家银行董事的帮助下，当然他们也从中收取了佣金和费用收入等，迪亚斯重启了拖延数十年的国际债务谈判，得以重返国际资本市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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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迪亚斯通过授予银行有利可图的特权、设立准入门槛等方式成功建立了银行体系：政府和精英间的银行业合作使他有了融资空间，可以逐渐改革采矿业、石油业和跨州贸易等税法，增加政府税收，实现收支平衡。37在这一过程中，州长们也通过银行交易获得了好处：区域性银行贷款给州政府，为州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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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争性市场相比，这种银行体系还存在不足。正如诺埃尔·莫勒（Noel Maurer）指出的，银行体系的集中，即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这两大巨头占据行业资产的半壁江山，可通过其市场影响力维持超额流动性，意味着它们可持有超大量现金资产，以达到限制信贷投放、获取超额收益的目的：这两家银行的股票市值与资产账面价值比远远高于其他银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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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不实施信贷限制，银行资本也会因为竞争不足而增长缓慢，导致银行贷款量受限。简单而言，在任何一个银行数不超过3家的市场里，银行基本没有动力寻找新的借款人。在董事们看来，既然可以直接借给自己的商贸企业、制造企业或采矿企业，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花钱建立私人或公共的中介机构和制度（例如征信局、有效的抵押登记制度、可靠的债权人权益执行制度等）来管理贷款呢？与其他国家类似，墨西哥的经验也印证了“二战”前威权统治下的一般规律，即与民主体制相比，威权体制下银行业占GDP的比重更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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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股东来说，内部人士贷款并不是秘密。实际上，少数股东之所以购买银行的股份，就是期望银行董事将钱借给自身的非金融企业。迪亚斯时期的银行与投资俱乐部十分相似：富人购买银行的股份，银行发行银行券（以1∶2或1∶3的比例，不同银行比例不同），然后银行又将资金贷给董事及其家庭成员拥有的企业。这种银行治理和借贷模式与19世纪新英格兰的模式大同小异：银行由产业资本家持有，其主要角色是区域内大资本家、大商业集团的金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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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新英格兰的最大区别是墨西哥只有数十家银行，而新英格兰却有数百家。实际上，在墨西哥，绝大部分市场只有3家银行：墨西哥国家银行的分行、BLM的分行，以及本州区域内特许经营的银行。银行数量少、内部人士贷款占比大必然导致信贷总量稀缺，以及依赖金融的下游产业不寻常的集中度。这一点在墨西哥的棉纺织行业得到了印证。由于有效生产规模较小，棉纺织行业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在教科书里都被视为完全竞争，但在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却不是如此！墨西哥棉纺织业的集中度不仅几乎是其他纺织业大国的2倍，而且集中度还随着行业发展不断上升。这一点与该行业固定规模报酬的特征不符，却可以从银行体系得到解释：墨西哥的银行数量稀少，银行董事同时也是其主要制造企业的所有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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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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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墨西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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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迪亚斯自己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他成功地与一批大地主、银行家、产业资本家以及矿场主建立了伙伴关系，但在这过程中，却疏远了另一精英集团。这些人虽然也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实惠，却被排除在政府和精英的利益联盟之外。在这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里，商业银行更青睐其董事拥有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大部分农场主和牧场主甚至大农场主和大牧场主都无法获得贷款。在墨西哥，采矿业规模大、发展快。但在购买炸药时，由于炸药由一批权势资本家和联盟内部人士垄断经营，矿场主需支付远高于合理市场水平的价格。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宣称自己反对垄断，但是，当它的官员被收买或行政长官本身就是股东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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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这些游离在外的精英组织起来，与另两拨被迪亚斯政府边缘化的人员组成了同盟：小农场主，他们在政府的土地强占运动中失去了土地；逐渐壮大的矿主、铁路工人以及工厂劳工，这些人曾试图组织工会，却被政府还以子弹和绞绳。同盟首领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他出生在墨西哥北部一个富有的矿业和牧业家庭，1910年曾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却因为斗胆挑战迪亚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马德罗越狱并联合支持者开始武力对抗迪亚斯。1911年，同盟军成功地迫使迪亚斯流亡法国，但旋即陷入内斗。在接下来的10年中，墨西哥充斥着政变、暴乱和内战，这些被统称为“墨西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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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自己的军事行动，冲突中的各方都对银行展开了掠夺。其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银行是唾手可得的现金来源，如果他们不抢，就打不过那些更加肆无忌惮的抢夺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墨西哥革命中，与商业利益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恰恰也是掠夺银行最积极的：其中一个是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他是迪亚斯时期的陆军将领，试图重建过去的政权；另一个是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他原是富有的地主，一开始领导同盟军对抗韦尔塔，后又与墨西哥革命中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的激进派对抗。经过这两人的掠夺，墨西哥的银行几乎荡然无存：除了墨西哥国家银行和BLM，几乎所有的迪亚斯时期的银行被解散，且其大部分资产遭到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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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在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以及卡兰萨等对手的斗争中，韦尔塔临时政府又对银行掀起了大规模掠夺行动。在用完墨西哥国家银行发放的授信额度后，韦尔塔以对存款征税威胁银行提供更多信贷。由于此次威胁并未带来足够资金，他开始没收银行储备；储备告罄后，他又宣布银行券为法定货币（此前，银行券属于自愿使用），以此提升银行券价值，并强迫银行通过发行纸币给他提供更多资金。44该举措导致高通胀率，这是政府对最后贷款人征税以及人为创造法定货币的必然后果。迪亚斯政权后期（1901—1910年），墨西哥的平均通胀率为4%；而从1910年到1921年，物价水平翻了一番。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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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塔的对手们也采取了类似手段，只是规模小些。1913年，比利亚的部队洗劫了墨西哥国家银行在北部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城（Torreon）的分行，没收了储备，并代银行签发了分别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兑付的3万美元、3万法郎和2万英镑的汇票。卡兰萨也不示弱：1914年，他抄没了索诺拉州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侵占其所有资产以支持自己的军事行动；他下属的部队洗劫了BLM的杜兰戈（Durango）分行，劫掠了50多万比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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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塔失败后，在卡兰萨与萨帕塔及比利亚的缠斗中，墨西哥的银行业遭受了最后的致命一击。令人瞩目的是，这一击来自标榜支持商业的卡兰萨，而非激进的萨帕塔或比利亚。卡兰萨总能为他的劫掠行为找到合法的外衣。1915年占领墨西哥城后，他重申了1897年《通用银行法》的条款，并宣布政府将对纸币发行量超过法律限额的银行进行清算，尽管他明知银行是迫于韦尔塔的压力才如此行事。3周后，卡兰萨派人对银行执法情况进行核查，那些没有达到苛刻要求的银行仅被给予45天宽限期，逾期者将被政府宣布破产，政府有权没收银行储备、清算资产。银行提出抗议，卡兰萨政府便逮捕银行管理层。墨西哥城原有的27家银行中，最终仅有9家幸存。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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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由于还需要资金与萨帕塔及比利亚开战，卡兰萨又打起幸存银行储备的主意。1916年9月15日，他控制了银行，并任命“干预董事会”监管银行运行。为继续保留合法的外衣，卡兰萨没有简单地洗劫银行“金库”，而是修改了《通用银行法》，将区域特许银行储备与纸币的法定比例从50%提高至100%。之后，他宣布银行破产，因为根据新的法规，银行已超额发行纸币，并授权“干预董事会”清算银行资产，没收其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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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兰萨也对墨西哥国家银行发起行动。他首先以抄没财产威胁银行提供信贷，接着指使其所控制的区域特许银行的“干预董事会”从墨西哥国家银行取出所有存款，抄没了所有黄金和白银储备。1917年，墨西哥国家银行濒临破产，但卡兰萨仍未满足，希望榨取最后一分钱。1919年，他向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董事们表示，如果答应为他从美国进口的4000吨小麦提供承兑担保，他就撤销“干预董事会”监管墨西哥国家银行的规定。墨西哥国家银行同意了，也按要求提供了担保，卡兰萨撤销了“干预董事会”，也同时撤销了货款承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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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威权统治时期，政府与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为什么卡兰萨选择掠夺银行而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共赢机制呢？究其原因，墨西哥革命时期军事混乱，不具备形成稳定同盟关系的可能：对正以战斗求生存的威权统治者来说，共赢的承诺过于虚幻；而银行也已丧失了支持国内生产发展的资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