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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墨西哥政府还通过非常规会计标准使拍卖价格最大化。墨西哥银行的会计标准在政府持有后一直极为宽松。贷款逾期后，只有欠息计入不良资产，本金可以结转计为正常资产，更有甚者，所欠利息还可纳入贷款本金，化作本金的利息可计为银行收入。如果改变上述规则以及其他种种虚增银行资本金和资产的操作，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将会上升、公布的资产回报率将会减少、资产账面价值将会下降，从而导致银行资本账面价值下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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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会计规则虚增资产后，银行不需要额外增资就能满足资本金监管要求。很难知道，如果没有这些手段，银行估值会下跌多少。但可以知道的是，萨利纳斯政府聘用了外部咨询机构对银行进行合理估值，不过并没有公布评估结果。19他们只是告诉银行家，一旦持有银行，政府将对他们的不良资产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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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银行家们无法在拍卖前详细评估银行资产质量。他们只能得到政府的承诺，即一旦收购完成，政府将补偿估值不当的资产。一位1982年前期的著名银行家这样描述此次拍卖：这就像是拍卖房屋时，要求站在门窗紧闭的房子前，从外面看一眼就给出报价。怎样的银行家会参与这次交易？答案要么是拿着别人钱赌博的人，要么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更糟的是，资料表明，后来墨西哥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补偿那些估值不当的资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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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纳斯的银行拍卖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从1991年6月至1992年7月一共进行了六轮。这一安排产生了瀑布效应，即增强了后续几轮的竞争，推高了竞拍价格。在哪一轮中标成为决定投标价与账面价值比例（即投标价格相对于银行名义价值的比例）的关键因素。如果保持其他各要素不变（例如银行规模、盈利性、投标者数量等），每增加一轮投标，投标价与账面价值比例就上升30个百分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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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系列安排给墨西哥政府带来了124亿美元收入，加权平均的投标价与账面价值比例高达3.04，这一数值表明银行家支付了超高溢价。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兼并时，平均的投标价与账面价值比例为1.89。22如果再考虑被拍卖的墨西哥银行有大量逾期贷款，资产质量不高，上述溢价着实超乎寻常。23这从拍卖时期股票市值分析中也能得到印证：银行的拍卖价格比它在股票市场的股本价值高出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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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政府清楚地知道，由于财产没收风险、贷款的低质及其不确定性，他们很难刺激推高竞拍价。但它同时也知道，在使用他人钱财的时候，投标者会变得更加慷慨。因此，墨西哥政府确保投标者可以获得优惠的贷款条件。当然，最理想的是从拟购买的银行那里获得融资。无论是陷入财政危机的政府还是投标者，都不会对银行提供融资收购自身表示异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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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政府要求购买者在拍卖结果公布后，3天内支付价款的30%，30天内付清剩余的70%。但后来，银行家们说服萨利纳斯政府，同意给予更多的时间从外部获得融资。根据新的规定，首付比例变成了20%，30天内再支付20%，后面4个月内付清剩余的60%。利用拍卖与最后一笔付款之间的5个月，银行家可以从外部投资者处募集资金。26资金来源包括墨西哥的小型投资者、股票市场浮动利率债券、外资银行、墨西哥其他银行，以及某种情况下刚刚购买的银行自身等。也就是说，通过质押拟收购银行的股份，持股人可以从拟收购银行处获得贷款，实现自我投资的融资或再融资。例如，在收购第一大银行墨西哥商业银行（Bancomer）时，20%的首付实际上就是墨西哥商业银行借给中标者的，这一现象被其1982年前期的所有者称为“荒诞”。27又如，还有一群中标者在拟购买银行处获得的贷款占全部购买额的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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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政府的这一政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这种情形下，银行内部人士和少数股东几乎没有风险资本。这与迪亚斯时期的银行业完全相反，那时候银行资本基本来自内部资源。无论是银行家还是少数股东，都有很强的动力监督贷款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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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机制下，要规避银行倒闭的风险，墨西哥的银行监管者需要特别警觉地监管银行，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但事实上，其银行监管者既缺乏经验，又缺少可以采用的手段。政府自己出于政治目的设计了宽松的银行会计制度。监管者们也有老板，而老板绝不会支持任何可能促使银行认定损失并补充资本金的行为。事实上，在1995年之前，“国家银行委员会”（National Banking Commission）并没有可及时收集信息的技术手段，也缺乏监管银行的合法权力及自主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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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监管者和管理层都不能有效监管银行，意味着墨西哥的储户不能单纯依赖银行规避储蓄的损失风险。为保护储户利益，银行私有化政策还要求形成其他机制。在技术层面上，银行储户只能依仗银行储蓄保障基金 (Fondo Bancario de Protección al Ahorro，FOBAPRO，墨西哥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但实际运行中，银行储蓄保障基金可以从央行借款。30由于墨西哥银行与银行储蓄保障基金之间的关系，前者的担保不是隐性的，而是一个明确的承诺。按照要求，墨西哥银行需要在每年12月份发布银行储蓄保障基金下一年予以保险的银行负债总量，但其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的报告中都没有披露这一信息。相反，它表示银行储蓄保障基金将对所有的银行负债（含存款、贷款和授信，包括与其他银行的上述负债）承担兜底责任。31这里剔除了部分种类的银行负债，但实际操作时存款保险承担的责任是无限的——甚至包括一些银行间贷款。32更糟的是，银行储蓄保障基金项目没有任何约束，其运作是基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33总之，万一灾难来临，墨西哥政府开出的是空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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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款保险的无限责任，储户们不再监督银行将资金投放到高风险资产组合的行为。与迪亚斯时期储蓄市场按市场规则运行形成鲜明对比，1991年至1996年，墨西哥的银行定期存款及利率与银行的风险管理并不相关。34银行内部人士的游戏规则是“正面我赢，反面你输”：如果赌赢了，回报相当可观；如果赌输了，损失就会传递到存款保险制度的真正出资方，即墨西哥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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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的银行信贷飞速增长，1991—1994年间翻了一番（见图11.1）。住房贷款增长更快：1991年12月到1994年12月，住房和房地产实际贷款量增加近2倍。由于住房贷款只计算正常贷款，上述增长还存在低估。在住房贷款中有不少不良，其逾期本金和利息通过持续结转进入了所谓的“转贴现”（rediscounts）会计科目；截至1994年12月末，“转贴现”总额几乎等于住房贷款总额，也就是说，住房贷款在3年中几乎增长了5倍。35这一贷款增长速度与存款增长速度极不匹配：从1992年到1994年，贷款金额超出存款金额约20%；其中的差额通过外资银行外币贷款为主的银行间拆借弥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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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快速增长通常伴随着草率的贷款审核，而墨西哥正是这一定律的经典实例。在墨西哥的银行里，几乎没有授信分析。37银行作为其所属工业和商业集团的财务部，几乎不需要进行贷款调查。在政府持有并管理银行时期，银行最大的债务人就是政府，剩下的贷款则给了政治上关键的企业和利益集团。由于墨西哥没有民间信贷报告体系，银行无法依靠其他信用中介提供信息。38墨西哥的第一家民间征信机构直到1993年7月才建立，而在1995年2月之前其运转基本无章可循。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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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导致不良贷款增速超过贷款增速。按照通用会计原则，在一定时间后（如美国为90天），逾期的本金和利息将计为不良。但如前所述，墨西哥政府为了在私有化时掩盖银行的真实状况，并没有遵循上述标准，而是创建了一套诡异的标准，即银行可以分离逾期本金和逾期利息，只将后者计为不良，逾期本金可通过转贴现或展期持续结转，保持“正常”。1991年12月，政府公布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6%；1994年12月，不良率上升至6.1%。这一增速已不容乐观，但如果加上转贴现金额，1991年12月和1994年12月的不良率将分别是13.5%和1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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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银行逐步停止转贴现贷款，代之以展期或重组逾期本金，并仍将这些延期偿还的贷款计为正常贷款。会计上将这些延期偿还贷款计为逾期贷款的做法对不良贷款率计算产生巨大影响：1996年12月的不良率由5.7%上升到32.5%。即使这个数值可能仍然低估了贷款的违约风险，因为自1995年2月起，作为银行纾困（这一点稍后详细讨论）的一部分，银行可以将贷款置换成墨西哥存款保险机构的本票。如果在公布的不良贷款金额上加入存款保险机构的本票总额，那么实际不良贷款额将超过正常贷款额：1996年12月的不良率将达到5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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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嫌糟糕的会计制度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还不够，墨西哥银行业还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银行内部人士使用美元融资，在获得美元贷款后，将其借给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外汇贷款约占墨西哥银行业贷款总额的1/3。42当然，这又是一件只有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在拿别人钱赌博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只有在政府有能力维持稳定的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时，这种赌博才有可能赢。但1994年后期，投资者们已经明白了萨利纳斯政府爬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实质：短期降低通胀率，通过高估比索使选民以为外国商品廉价。这一局面不可持续。1994年12月，比索开始下跌。为避免比索贬值，新当选的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总统竭力通过提高央行利率吸引投资者购买墨西哥政府证券。1995年3月，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跃升至74%，5个月前该利率才22%。43尽管如此，比索还是崩盘了，在短短几天内，比索与美元的兑价近乎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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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没有美元收入但从银行得到了美元贷款的企业，比索的崩盘无异于贷款本金在一夜之间增加1倍。利率快速上升和美元计价贷款对应比索价值的上升，使那些原本面临风险但还能正常运转的贷款迅速转为违约，银行偿付能力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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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墨西哥政府出台了银行纾困计划，最终耗费的纳税人资金约占GDP的15%。44“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National Banking and Securities Commission，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为CNBV）接管了12家面临严重财务危机的银行，冻结了股东权利；并实际干预了3家银行（即保留股东对银行的控制权）。墨西哥18家银行中，有15家陷入了被干预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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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纾困计划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银行储蓄保障基金主导的贷款回购计划：以其不良资产作为交换，银行可获得银行储蓄保障基金十年期不可交易的无息本票，其利率略低于政府债券，且银行要对转给银行储蓄保障基金的贷款本息支付清收费用。但实际上，银行没有支付任何费用。45简而言之，墨西哥的纳税人购买了银行的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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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银行家很可能猜到了政府干预和纾困计划，并趁机救助了自己的非金融企业。研究表明：从1995年到1998年，20%的大额贷款流向了银行董事。与普通贷款相比，这些内部人士贷款的利率更低（低4个百分点），但违约率却要高出33%，抵押回收率也低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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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所以能借机支持自己董事的非金融企业，根源在于银行储蓄保障基金变更了贷款回购计划的规则。1995年计划开始时，墨西哥政府宣布银行储蓄保障基金的贷款回购不包括逾期贷款、破产企业的贷款、开发银行贴现贷款、UDIS（纾困初期为避免借款人遭受汇率风险采用的账户单位）计价贷款、关联方（董事及其家庭或企业）贷款等。但随着银行状况的恶化，政府放开了上述限制。47更严重的是，政府没再对银行储蓄保障基金施加任何约束或要求，所有的决策都依具体情况而定。48由此，银行储蓄保障基金纾困不再是一次性项目（像1995年所预期的），它成了一种开放式机制，直到1999年，还有贷款陆续从银行转入银行储蓄保障基金。银行的资产组合中，银行储蓄保障基金债券的比例逐年上升：1995年为9%，1996年上升至20%，1997年和1998年达到29%，1999年攀升至35%。同样，银行干预也不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了，而是从1994年一直延续至2001年。49截至1999年6月，银行纾困计划的总成本达到6920亿比索（约合650亿美元），约为墨西哥GNP的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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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6年银行危机：对革命制度党威权统治的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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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银行业纾困的实质是将纳税人资产转移给包括墨西哥富豪在内的银行股东，这给墨西哥政治带来了巨大冲击。它激起了全国债务人的抗议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EL Barzón组织的示威活动（EL Barzón取自牛拉犁所系的牛轭环）。更重要的是，因为利率飙升和信贷骤降，数百万中产阶层因家庭破产满怀怨恨。反对党则利用了这股怨恨，乘机充实自身力量。1997年，在下议院中期选举前夕，反对党代表坚持对银行纾困计划展开调查，否则拒绝批准后续资金，此举迫使1999年联邦预算批复整整推迟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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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议会中反对党力量的上升，政府解散了银行储蓄保障基金，代之以新的更自主的存款担保机构“银行存款保护协会”（Bank Savings Protection Institute，墨西哥首字母简称为IPAB），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银行储蓄保障基金的债券转换为银行存款保护协会债券。银行存款保护协会扣除和清算了这些债券的基础资产，实际上承认银行储蓄保障基金债券所互换的贷款是难以回收的。对此，国会也同意从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拨出资金偿付银行纾困所需的款项，51从而明确了新的银行存款保护协会债券具有政府主权债务的地位，实际的风险承担者还是墨西哥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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