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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银行家结盟使得塞迪略政府可以占据有利地位，制定监管政策和会计制度，以避免1991—1995年的悲剧重演。在宣布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市场的同时，塞迪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第一，提高内部人士贷款的难度：银行需要发布包括分支机构在内的合并报表；不能在员工福利项目之外向其管理层或员工发放贷款；关联贷款可以发放，但其额度不能超过银行净资本。第二，要求银行分散风险。截至1998年6月，发放给单一个人的贷款不能超过银行净资本的10%，或所有银行合计净资本的0.5%；发放给单一企业的贷款不能超过银行净资本的30%，或所有银行合计净资本的6%。第三，提高资本金要求，并根据资产组合的风险制定最低准备金要求。规定银行必须（通过征信机构）查询借款者的信用记录，没有查询或借款者信用记录差的需要100%计提拨备。58第四，采用新的接近公认会计准则的会计制度。59第五，改革存款保险。与之前的银行储蓄保障基金不同，银行存款保护协会不承担无限责任。截至2005年1月1日，保险上限已缩减为40万UDIS（按现行汇率折算，约合10万美元），且仅覆盖银行存款，而非各类银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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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收购墨西哥银行约持续了6年时间。这一过程为检验政府偏好外资银行而非本国银行的假设提供了支持。2000年，墨西哥第二大银行墨西哥国家银行（当时仍为墨西哥国内持有）出其不意地宣布收购墨西哥商业银行（墨西哥第一大银行，当时正与西班牙BBV银行签署并购合同），但国家银行委员会的官员拒绝了墨西哥国家银行的竞标。被拒后不到一年，认识到自身与外资银行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墨西哥国家银行便把自己卖给了花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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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主化墨西哥政府与大型外资银行这一新联盟带来的福利效应，各方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其中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至少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在墨西哥的银行资本化程度和盈利性更好，且整体比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稳定。该研究同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外资进入会导致银行业下滑：与墨西哥本土银行或者银行出售前的状况相比，外资银行既没有赚取更大利差，也没有减少信贷供给。该研究发现的一个区别是：外资银行在筛选借款者时比墨西哥本土银行更为谨慎：其他所有条件一致时，墨西哥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被外资收购后下降了6.5个百分点。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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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外资银行与墨西哥政府形成的新伙伴关系会给墨西哥的企业和家庭带来充足信贷。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如图1.1和图11.1所示，墨西哥的银行服务仍严重不足。自2004年外资并购完成后，商业银行信贷占GDP的比例快速上升。但即便在此增速下，与1991年私有化开始时相比，2010年墨西哥商业企业和家庭信贷总额也只是略有增加。2010年的信贷水平（信贷占GDP的比例）与1910年大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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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墨西哥银行服务不足的问题，所需做的远不止改变所有制：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允许债务人提供财产抵押、确保银行可以低成本地处置抵押品。但制度建立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仅仅靠大笔一挥无法创造出高效的法庭、诚实的警察、准确的房地产和商业登记，而是需要大量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截至本文撰写时，这些制度仍在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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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ntinflas，墨西哥著名笑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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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十二章通货膨胀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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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对穷人许下承诺，也不要向富人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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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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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有其特产，巴西地大物博，特产尤为丰富，一提到巴西，就会想到足球、咖啡、桑巴以及通货膨胀。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巴西平均通货膨胀率高居世界前列，1993年其年均通胀率达到令人震惊的2477%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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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巴西通胀率持续波动。如图12.1和图12.2所示，在19世纪20年代、90年代早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巴西出现了明显的通胀。而1830年至1889年及1994年以来，通胀率则相对较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阶段性的高通胀，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某些时期巴西得以免受通胀困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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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西银行业博弈的深入研究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前述各国的实证表明，财政状况从根本上塑造了“银行交易博弈”，而在巴西，财政状况实际上决定了整个博弈。在英国，与路易十四开战后的融资需求推动了英格兰银行的诞生；在美国，全国性银行的成立使联邦政府在内战期间得以从银行印制零息纸钞中分享利润；加拿大政府要求银行持有自治领币以分享银行印钞所得；而在墨西哥，政府在迪亚斯执政期间终于具备足够实力，与银行家们达成交易，借助银行业与制造业结成的裙带网络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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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1964—2011年巴西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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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P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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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巴西，“银行交易博弈”与筹集国家财政资金的斗争始终交织在一起。居高不下的平均通胀率及长期波动，反映了在一个由极少数人掌控几乎全部资源、人力资本分配极不平衡的社会，其政治力量分配时所带来的剧烈动荡。这一不平等意味着任何一届巴西政府都只能从以下三个目标中选择：不对任何人征税，政府既穷且弱；以通货膨胀向穷人征税，进而饱受非议；或者冒着迅速倒台的风险向富人征税。实际上，历届巴西政府都无法逾越篇首巴西谚语的描述：要想统治国家，他们只能据势而动，选择与富人抑或穷人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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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然还需知其所以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巴西银行业博弈的结果不断变化？我们在图2.1中关于政府、政银合作和银行体系的分类方法同样适用于巴西这一政治体制、通胀及银行体系共变的模式。在一个由地方寡头们主导的分权政治体系中，中央政府受地方寡头所限，往往较为弱小。寡头们既不会纳税使中央政府变强大，也不会允许中央政府征收通货膨胀税。1831年至1889年间的巴西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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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的威权统治者发现，通过设立银行征收通货膨胀税要比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上强制征税容易得多：因为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银行根本无法运营。如第二章所述，银行有赖于政府赋予的法律权利来保障合约履行。因此，与非银行企业相比，银行更依赖于政府，无论政府多么羸弱。这就是为何弱势的威权统治者青睐通货膨胀税，以及银行许可权何以成为他们首选的财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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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统治者羸弱但足以坚持与其寡头盟友共享银行许可权，历史上巴西大多处于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下。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为政府提供财政资金的阻力最小。在民主时期，例如1989年以后的巴西，为通货膨胀税埋单的公众拥有了投票权，征收通货膨胀税就没那么容易了。公民可以投票向富人课税。当然，这种情况下税源受到了限制：对富人课税所导致的投资减少和经济增速放缓会阻碍这种平民主义的做法，同时，富裕阶层也会以携资产离开巴西为威胁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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