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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1964—2011年巴西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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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P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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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巴西，“银行交易博弈”与筹集国家财政资金的斗争始终交织在一起。居高不下的平均通胀率及长期波动，反映了在一个由极少数人掌控几乎全部资源、人力资本分配极不平衡的社会，其政治力量分配时所带来的剧烈动荡。这一不平等意味着任何一届巴西政府都只能从以下三个目标中选择：不对任何人征税，政府既穷且弱；以通货膨胀向穷人征税，进而饱受非议；或者冒着迅速倒台的风险向富人征税。实际上，历届巴西政府都无法逾越篇首巴西谚语的描述：要想统治国家，他们只能据势而动，选择与富人抑或穷人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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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然还需知其所以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巴西银行业博弈的结果不断变化？我们在图2.1中关于政府、政银合作和银行体系的分类方法同样适用于巴西这一政治体制、通胀及银行体系共变的模式。在一个由地方寡头们主导的分权政治体系中，中央政府受地方寡头所限，往往较为弱小。寡头们既不会纳税使中央政府变强大，也不会允许中央政府征收通货膨胀税。1831年至1889年间的巴西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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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的威权统治者发现，通过设立银行征收通货膨胀税要比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上强制征税容易得多：因为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银行根本无法运营。如第二章所述，银行有赖于政府赋予的法律权利来保障合约履行。因此，与非银行企业相比，银行更依赖于政府，无论政府多么羸弱。这就是为何弱势的威权统治者青睐通货膨胀税，以及银行许可权何以成为他们首选的财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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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统治者羸弱但足以坚持与其寡头盟友共享银行许可权，历史上巴西大多处于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下。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为政府提供财政资金的阻力最小。在民主时期，例如1989年以后的巴西，为通货膨胀税埋单的公众拥有了投票权，征收通货膨胀税就没那么容易了。公民可以投票向富人课税。当然，这种情况下税源受到了限制：对富人课税所导致的投资减少和经济增速放缓会阻碍这种平民主义的做法，同时，富裕阶层也会以携资产离开巴西为威胁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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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们将重点研究1808—1889年间君主制下的巴西。这一时期的最初20年，历届君主专制政府通过试征通货膨胀税募集财政资金。巴西本地的甘蔗种植业主和商人地主阶层坚决反对第二任专制君主及其通货膨胀税。1824年，他们先是迫使国王通过宪法，赋予地主阶层选举权，而后又于1831年要求其逊位于他年幼的儿子。1831—1889年间，巴西政府羸弱到极致：地主阶层握有实权，并通过控制议会使政府无法通过银行业征收通货膨胀税。在此期间，银行基本无法为私人部门提供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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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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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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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巴西银行业的形成，首先要了解巴西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两个决定性因素。第一，巴西幅员辽阔，这一地理特点使其难以形成充满活力的区域间市场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实际上，巴西殖民与后殖民时期都不太像一个国家，而是大量依托资源形成的独立小型定居点的组合，这些定居点绵延海岸数千公里，被巴西洋流所分隔，并使巴西北海沿岸的交通极为不便，直至19世纪末蒸汽机船发明后才有所好转。巴西内河也没有很好地连接国内的市场与人力：它们或是流向不佳（比如巴拉那河，在流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亚特兰大前就从圣保罗州内流向巴拉圭了），或是流往风景秀丽但经济效益低的地区（比如亚马孙盆地）。直到19世纪末修建了铁路，巴西内陆经济才得以发展。1即便如此，铁路网也仅连通了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三个州。所以，20世纪之前的巴西更像是若干地方经济体和政治体的组合，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巴西人并无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中南、东北和北部地区宛如完全不同的世界……相距甚远，缺乏交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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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地理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地理位置使其得以远离地区冲突。它并未卷入18世纪英法战争，也不像美国和加拿大那样直接参与了“七年战争”（美国史上也称之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它远离20世纪军事战争的前线，对“一战”和“二战”的参与度都极低。由于巴西人从未被全体动员来保家卫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巴西缺少扩大选举权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美国全副武装的民兵队对于17世纪、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幸存者至关重要。早在独立之前，美国农民就从英国政府争取到了殖民议会的投票权，比英国公民都要早几十年（见第六章）。英国20世纪公民权的扩张与上议院权力范围的不断缩小，反映了疆域狭小的强大帝国必须与人口稠密的其他殖民地国家进行大范围斗争的状况（见第五章）。而巴西的地理状况决定了它无须面对这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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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巴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甘蔗种植，自16世纪起巴西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蔗糖产地之一。蔗糖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由有大量奴隶的大种植园栽种：被砍下超过12小时的甘蔗无法发酵；甘蔗碾磨和提纯蔗糖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效应，碾磨机和锅炉的空转意味着经济损失。因此，甘蔗的收割和蔗糖的制造必须紧密衔接。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是加工厂拥有自己的甘蔗种植园，可以随时根据生产需要对甘蔗进行收割和运输。但这种生产种植一体化的组织带来了劳动力管理上的难题：在热带地区的骄阳照射下，跟着大型碾磨机的节奏收割甘蔗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奴隶，团体作业，忽略所谓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跟上机器生产的节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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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西是新大陆奴隶社会的代表。被运往巴西的非洲奴隶比其他新大陆国家都要多，而巴西于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是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新大陆国家。4图12.3显示了美国南部和北部、通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和巴西在19世纪中期时黑人人口比重，其中，巴西是唯一黑人占比过半的国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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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1825—1860年左右新大陆（美洲）黑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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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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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西相比，19世纪的美国南部简直就是平等的乌托邦：奴隶从未超过南部人口的1/3，除了耕种和收割期，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更像是靠家庭劳动力劳作的小农场主。而在巴西，奴隶几乎承担了所有的体力劳作，从收割甘蔗到拾取咖啡豆，从清扫大街到操纵出海船只。直至19世纪早期，奴隶制在巴西社会的各个层面仍根深蒂固，首都里约热内卢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奴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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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给巴西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实际上，正如下文所讨论的，在巴西失去了蔗糖生产的霸主地位，种植园主们被迫雇佣（付工资的）移民劳动力之后，巴西种植园主仍竭尽全力维系巴西社会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图12.4显示了1970年（首次有了充足的可跨国比较数据的年度）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情况，收入分配不平等比巴西更悬殊的只有肯尼亚，即使是种族隔离的起源地南非也比巴西的收入分配更公平。巴西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映射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特别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程度的不平等。1950年，巴西25岁以上的年轻人有2/3从未上过学，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4年，其教育程度不均衡可见一斑。即使是菲律宾这样的“分赃式资本主义”（booty capitalism）7国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水平也比巴西要高。8简而言之，巴西绝对是植根于种植园奴隶制的不平等社会的一个极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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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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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税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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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前初具国家雏形的美国相比，殖民时期的巴西更像是半独立的种植园主领地经济的联合体。巴西的政治管理体制和英属北美十三州以及墨西哥等新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国家完全不同，反而更接近于安哥拉等葡萄牙集散地(entrept)经济体。比如，墨西哥北部开采的白银在运往韦拉克鲁斯港口前必须经由墨西哥城铸造并征税，而巴西的种植园主们都在本地港口购买奴隶和装运蔗糖，他们对阿姆斯特丹蔗糖精炼厂的关注比对殖民地首都（1763年前是萨尔瓦多，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官僚小圈子的关注多得多。对蔗糖出口生产的重视一方面反映了巴西各州之间沟通和运输的匮乏程度，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这种匮乏程度。正如一位巴西历史学家所言：“在蒸汽轮船发明之前，从马拉尼昂（巴西北部州）到里斯本都比到里约热内卢方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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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拿破仑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入侵葡萄牙，巴西政治格局随之发生突变，里斯本沦陷，摄政王唐·若昂（Dom Joo,“唐”意味着其高贵的血统）及其后宫千人在英国军舰的护卫下从里斯本逃往里约热内卢。一到里约热内卢，唐·若昂就宣布将巴西从殖民地提升为王国，并宣称他自己将在里约热内卢延续葡萄牙帝国余威。可惜的是，巴西几乎没有国家机器运转所需的任何基础设施，政府部门、法院乃至军队的建设都要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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