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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1825—1860年左右新大陆(美洲)黑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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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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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西相比,19世纪的美国南部简直就是平等的乌托邦:奴隶从未超过南部人口的1/3,除了耕种和收割期,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更像是靠家庭劳动力劳作的小农场主。而在巴西,奴隶几乎承担了所有的体力劳作,从收割甘蔗到拾取咖啡豆,从清扫大街到操纵出海船只。直至19世纪早期,奴隶制在巴西社会的各个层面仍根深蒂固,首都里约热内卢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奴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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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给巴西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实际上,正如下文所讨论的,在巴西失去了蔗糖生产的霸主地位,种植园主们被迫雇佣(付工资的)移民劳动力之后,巴西种植园主仍竭尽全力维系巴西社会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图12.4显示了1970年(首次有了充足的可跨国比较数据的年度)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情况,收入分配不平等比巴西更悬殊的只有肯尼亚,即使是种族隔离的起源地南非也比巴西的收入分配更公平。巴西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映射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特别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教育程度的不平等。1950年,巴西25岁以上的年轻人有2/3从未上过学,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4年,其教育程度不均衡可见一斑。即使是菲律宾这样的“分赃式资本主义”(booty capitalism)7国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水平也比巴西要高。8简而言之,巴西绝对是植根于种植园奴隶制的不平等社会的一个极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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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税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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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前初具国家雏形的美国相比,殖民时期的巴西更像是半独立的种植园主领地经济的联合体。巴西的政治管理体制和英属北美十三州以及墨西哥等新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国家完全不同,反而更接近于安哥拉等葡萄牙集散地(entrept)经济体。比如,墨西哥北部开采的白银在运往韦拉克鲁斯港口前必须经由墨西哥城铸造并征税,而巴西的种植园主们都在本地港口购买奴隶和装运蔗糖,他们对阿姆斯特丹蔗糖精炼厂的关注比对殖民地首都(1763年前是萨尔瓦多,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官僚小圈子的关注多得多。对蔗糖出口生产的重视一方面反映了巴西各州之间沟通和运输的匮乏程度,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这种匮乏程度。正如一位巴西历史学家所言:“在蒸汽轮船发明之前,从马拉尼昂(巴西北部州)到里斯本都比到里约热内卢方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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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拿破仑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入侵葡萄牙,巴西政治格局随之发生突变,里斯本沦陷,摄政王唐·若昂(Dom Joo,“唐”意味着其高贵的血统)及其后宫千人在英国军舰的护卫下从里斯本逃往里约热内卢。一到里约热内卢,唐·若昂就宣布将巴西从殖民地提升为王国,并宣称他自己将在里约热内卢延续葡萄牙帝国余威。可惜的是,巴西几乎没有国家机器运转所需的任何基础设施,政府部门、法院乃至军队的建设都要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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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若昂无法向国内地主征税来为国家建设筹集资金,因为这些人散布于绵长的海岸线上,并且不愿意为开销巨大的王室埋单。1809年,情况一度恶化至唐·若昂不得不从英国政府借款60万英镑,用以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10当然,英国政府借出这笔款项绝非出于好心:第二年,英国政府就向唐·若昂提出一系列为英国商人提供优先权的条约,其中包括对英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上限为15%。11尽管关税是最主要且最易征收的潜在税源,12但由于唐·若昂急于摆脱债务,他还是同意了这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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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1970年各国或地区收入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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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ol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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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纾解财政困难,唐·若昂参照欧洲诸王的做法采取了一项措施:1808年,他向资本家们颁发特许牌照成立了一家具有法定纸币发行权的垄断银行——巴西银行(Banco do Brasil)。唐·若昂要求银行用其印发的纸币购买国家债券来筹集财政资金,随着纸币数量的不断增加,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本质上,巴西银行是政府创造通货膨胀税的代理工具。在征收通货膨胀税的过程中,银行及其股东持有政府存款而无须支付利息并从此获利。当然,至少从理论上讲,新成立的巴西银行也为巴西种植主和商人们的远距离交易结算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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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机制存在一个问题:巴西银行的股东们不相信唐·若昂会偿还这些贷款,唐·若昂要赋予银行一系列特权,以诱使投资者们购买巴西银行的股份:包括对纸币发行权和奢侈品出口的垄断、处理政府财政运作;欠银行的借款在法律上视同于对王室的负债;征收新税赋的权利,并可以在10年内免息持有税金。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说服投资者们购买巴西银行的股票,巴西银行用了1年时间才卖掉了投入运营所必需的100份股权,唐·若昂还被迫向所有原始股股东授予骑士荣誉勋章。此后又过了8年,巴西银行才实现了其最初的资本化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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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若昂政府财政对通货膨胀税的依赖与日俱增,以至于1814—1820年间,流通中的纸币存量增长了8倍。141810—1820年,巴西银行所有者权益的名义回报率为年均10%,基本接近于年均通货膨胀率。股东们以分红形式基本上套现了所有可得的回报,仅按约定要求的最低限对银行进行再投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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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若昂的财政问题永无宁日。1812年,英国人赶走了所有侵入葡萄牙的法国军队,但唐·若昂对打回里斯本毫无兴趣,于是英国军官贝雷斯福德(Beresford)勋爵迅速统治了葡萄牙。到1820年,贝雷斯福德勋爵确信葡萄牙可能也将发生像西班牙一样的立宪制革命,于是他乘船至里约热内卢,试图将唐·若昂从无所作为中唤醒。他成功说服唐·若昂用里约热内卢(而不是里斯本)的财政资金给巴西军队发军饷,贝雷斯福德带着葡萄牙军队所需的资金回到了里斯本,而这意味着唐·若昂只能违背他先前做出的由巴西银行控制新税赋的安排。他大笔一挥,剥夺了大部分银行股东们在通货膨胀税征收中的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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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他的所作所为给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唐·若昂将自己所控制的所有稀有金属采矿垄断权授予银行。他还将其所有钻石以及王室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包括皇冠珠宝)都存在银行以支撑货币发行。但是当面临葡萄牙共和党起义并急需带着他的财富返回里斯本时,他再次反悔,取回了他存入银行的所有财宝,16导致巴西银行不得不暂停纸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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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君主:唐·佩德罗一世时期的通货膨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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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若昂而言,没有现代社会所谓的巴西与葡萄牙的国家之分:重要的是布拉干萨皇宫和它的千秋万代。1821年,唐·若昂返回里斯本时,将儿子唐·佩德罗留在巴西,作为布拉干萨王朝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指示他宣布巴西独立。1822年,巴西国内的地主们担心唐·若昂远在里斯本的统治会导致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极力劝说唐·佩德罗宣布巴西独立并拥戴其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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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佩德罗面临着与其父亲相同的问题:唯一现成的税收来源就是种植园主和商人组成的寡头,但后者几乎完全没有动机去支持花销巨大的王室。他也无法通过提升关税来解决问题;他的政府仍受制于和英国签订的15%的关税上限,并且英国即将迫使其将这一条款展期至1844年。因此,唐·佩德罗比他父亲变本加厉地利用巴西银行,将其作为从纸币发行中收取通货膨胀税的工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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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地主阶层非常清楚,一个随心所欲地从所控制银行中借钱的国王终会破产。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恣意发行债券并在巴西银行负债累累后违约呢?一旦发生这种状况巴西银行发行的纸币又有什么价值?他们大量持有巴西银行纸币、股份以及唐·佩德罗政府发行的债券,他们的财产面临极大风险。一旦政府出问题,支付给政府机构特别是军队的纸币将一文不值,那时还何谈维持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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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佩德罗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威胁牵扯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他是一个绝对君主。有关这一点,在1822年的加冕典礼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典礼紧随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典礼之后举行,正如当时一位历史学家所述:唐·佩德罗“不仅是被加冕而是受洗的:他为上帝所选中,担任圣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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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以中世纪为参照系的都主教君主(metropolitan monarch),一个只想要傀儡国王来实现统治的种植园主和地主阶层,两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其结果就是二者之间长期的斗争并最终导致唐·佩德罗被废黜。他被迫召集制宪议会起草宪法,令他沮丧的是,议会起草的文件将权力赋予了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他将既无法僭越也无法解散。他强行解散了制宪议会,让他的葡萄牙谋臣们组成的国王议事院修宪,以淡化其中的共和主义意味。尽管唐·佩德罗许诺将通过选举重组议会并审议宪法,但是在北部省份伯南布哥爆发的起义让他改变了主意,转而要求巴西各市镇议会直接通过宪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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