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674653
1703674654
这一时期也有其他银行成立，但是在内阁（此后为国王议事院）签发每一张牌照并可以随意侵吞银行资本的情况下，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被政府没收的风险可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857年，为鼓励银行组建，内阁削弱了巴西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但1862年又撤销了新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并重新归于巴西银行。四年后，为了支持对巴拉圭的战争，政府废除了巴西银行的货币发行垄断权，让财政部也能够印发货币，并没收了巴西银行的全部黄金。46
1703674655
1703674656
直至1875年，整个国家只有12家银行在运营，包括巴西银行和3家外资银行。剩下的8家中，有6家在里约热内卢，这意味着首都以外的巴西市民只能找到2家只有一个网点的小银行：一家在港口城市桑托斯，另一家在港口城市累西腓。这一银行体系小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巴西银行在其中占约1/3。即使用最大胆的推测，银行向私人部门的贷款也不会超过GDP的20%，可能更接近于15%。47而且，这些贷款可能只提供给一小部分内部人。巴西银行圣保罗分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总结称：“董事们开会时，一个就会问另一个‘某某男爵，你用钱吗？’然后，某某男爵永远都是回答‘不’，董事们就此散会，因为他们不会借钱给外人。”48
1703674657
1703674658
财产权的不确定性使政客们进入银行董事会变得尤为重要。根据法规，在巴西银行具有法定货币发行权的时期内，其董事长都是由政府指定的。在此期间，61个董事里有13个此后在众议院、上议院、内阁或国王议事院任职。即使到了1866年，巴西银行已不再发行货币，股东们仍然选择政客任董事长：首任选举产生的董事长弗朗西斯科·德萨雷斯·托雷斯奥梅姆（Francisco de Sales Torres-Homem），连任四届联邦众议员、参议员并曾任财政部长。继任董事长也有类似履历。
1703674659
1703674660
其他银行的情况与巴西银行差不多：董事会里基本上都是与巴西政坛有关系的人。七任巴西首相都担任过银行董事长或董事。这些内部人不但保护了银行财产权，还进行游说以确保银行牌照的稀缺性。他们的介入对于银行业在1875年危机（1873年恐慌从发达国家传导至巴西）时获得政府救助也至关重要，政府为3家银行提供了15笔超过4个月的贷款以确保它们的偿付能力。49
1703674661
1703674662
在投向私人部门的贷款被内部人控制且限量供应的时期，银行多数情况下未被用于征收通货膨胀税。实际上，除了1853—1866年之外的其他时期，只有财政部才有权发行法定货币，当然财政部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印钞，因为议会控制着预算支出。也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强迫银行持有国库券。只有一次例外：1871年，巴西银行被要求持有占总资产22%的国库券。50但是这只占国债很小的份额，绝大多数巴西国债由巴西公民或外国人所持有，他们认为国债是稳健的投资，不同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政府总能兑付国债。51
1703674663
1703674664
巴西银行业的无为方式有两个不利之处：有限信贷意味着巴西并未达到其应有的经济增速，且巴西中央政府只能继续疲弱。唐·佩德罗二世的税基极其有限，他无法对巴西地方寡头的收入、财富或消费征税，因为他们控制了议会，而议会负责批准所有税种。52他可以通过在伦敦和里约热内卢销售国债借钱，而借债的规模必然由市场对其税收收入的判断而决定。53
1703674665
1703674666
政府也向巴西咖啡征收过出口税，但是由于19世纪中期要通过骡队将咖啡从内陆运送到港口，高昂的运输成本限制了咖啡出口，雨季骡队深陷泥泞，运输成本更高。铁路运输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公共补贴。唐·佩德罗二世陷入了两难：他需要修建铁路促进咖啡出口以形成更稳固的税基，但由于他缺少足够的税收收入又无法着手修建铁路，借贷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借贷的规模也是由他的税收能力决定的。因此，直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投资者在政府的盈利担保下开始注入资金，巴西铁路才开始发展。54
1703674667
1703674668
19世纪60年代，在巴西和落后小国巴拉圭的战争中，巴西军队的悲惨表现比统计数据更能说明巴西和唐·佩德罗二世的处境：巴拉圭向巴西宣战后，唐·佩德罗二世被迫迎战。整个巴拉圭只有40万人，其支柱产业是向同样贫穷的阿根廷内陆省份出口巴拉圭茶。巴拉圭军队大多使用老式的滑膛枪，整个海军只有一艘军舰。但是，这场战争巴西花了6年才获胜。在巴西军队勉强迎战的同时，唐·佩德罗二世在做的也是他即位以来空虚的国库尚能允许他做的一些事情：研究巴西的动植物，学习各种艰涩的语言（包括梵文、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中文、奥克西唐语，以及巴西印第安人使用的语言图皮语）。
1703674669
1703674670
1703674671
1703674672
1703674673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44]
1703674674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十三章巴西通货膨胀税的民主化结果
1703674675
1703674676
1703674677
1703674678
1703674679
我的就职时间恰为通货膨胀螺旋上升期间，当时通货膨胀正在摧毁我们的劳动果实……我是人民的奴仆，今天我将得以解脱。但是我所侍奉的人民，将不再受任何人的奴役。我的牺牲会永远留在你们的灵魂之中，我的鲜血就是你们的赎金……我宁静地踏上永生之路，是非功过待人评说。
1703674680
1703674681
——热图利奥·瓦加斯，节选自其自杀遗书（1954）
1703674682
1703674683
本书旨在说明政治环境决定了“银行交易博弈”的特征，进而决定了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银行业。第十二章显示了在殖民地及帝国时期的巴西，长期羸弱的威权政府产生了弱小而不稳定的银行业。部分银行获许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但这些全国性银行的主要功能是以征收通货膨胀税为根本手段，为国家财政服务。
1703674684
1703674685
本章我们将回顾巴西王权的衰落和民主的崛起。这一过渡并不顺畅。君主制之后的“旧共和国”（Old Republic）并不具有民主的典型特征，政权不断在长期威权统治和短期准民主之间更迭。征收通货膨胀税来满足国家财政的需求再次成为巴西银行的基本功能。多年来，巴西人已经发现了规避通货膨胀税的方法（长年持有较少的现金和传统银行存款），于是政府就提高通胀税率，防止税基减少导致税收收入下降。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通胀变得如此之高，如此不受民众欢迎，以至于助推了巴西军政府的走弱，并促进了民主的兴起。
1703674686
1703674687
对于巴西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民主都只是一个梦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主导巴西政治体系的各类制度都是为了确保绝大多数人口在政府政策制定上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威权政治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很简单：从殖民时期到现在，巴西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地主们有理由害怕，如果穷人拥有了政治权力，他们会投票要求进行财富再分配。因此，地主们用他们掌握的财富和军事资源来塑造国家政治规则的建立，确保自己长期掌控经济、银行业、选举程序、司法和教育资源。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的扭曲分配相互强化，存续了几个世纪。
1703674688
1703674689
20世纪80年代，当稳定的普选式民主最终在巴西出现时，强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尚未形成。和其他新建立的民主制国家一样，巴西1988年宪法对民粹主义潮流的制衡相当有限。该宪法催生了一个直选的、有力的联邦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很难阻碍其行动。除常规选举之外，宪法还建立了参与立法的其他形式，例如全民公决、复决投票以及让16岁以上的所有普通公民都有权提案等。最终，宪法列举了一长串公民的“积极权利”，包括对失业保险、薪资、奖金、加班费、利润分成、育婴假、带薪假、体检和工会专有权等等事务的管理细则，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巴西宪法长达425页。通过将这些政策提升为宪法保障的权利，制定者们确保直选政府无法再通过立法削减以上权利，因为要削减就需要修订宪法，而修订宪法需要议会两院两次的绝对多数票。
1703674690
1703674691
像巴西宪法这类宪法的出现并非偶然。在人力资本、收入和财富分配极不平等的社会中，公民在生活中的机会受到全面制约时，他们就会坚定地支持能够平衡甚至改变当前游戏规则的政治制度。
1703674692
1703674693
1989年前后巴西政治体制的巨大改变让银行业天翻地覆。1989年之前，巴西“银行交易博弈”产生的或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小、最基本的银行体系，或是旨在和政府一起榨取并瓜分通货膨胀税的银行体系。巴西通货膨胀税没什么微妙之处：政府和银行每年从现金和支票账户余额持有者处转走的钱，最多时高达GDP的8%。银行要么是绕过财政支出限制的工具，要么以银行资本撬起更大的银行资金，提供给银行家所拥有的工商企业。
1703674694
1703674695
1989年之后，巴西“银行交易博弈”主要围绕关键投票群体的就业机会展开。巴西民主直选政府意图结束加诸穷人的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胀。在民主制下，投票人会把票投给承诺结束通胀并采取实际行动的候选人。类似的选举压力解释了为何民选总统们极力推动州长们将他们控制的州立银行私有化：阻止州政府通过州立银行筹资弥补赤字对于终止恶性通胀十分必要，因为持续为这些州立银行纾困所带来的融资需求必将推高通货膨胀税。
1703674696
1703674697
但巴西的普通选民不只是想终止通胀：还希望能够进行收入和机会再分配。1989年后的巴西民主政府行走在民粹主义的钢丝上：要对富裕阶层加税以支持政府的高福利政策，就要放缓资源再分配来增加地主们对民主制度的好感，以防他们转移资产。因此，大量的再分配是通过国有银行在促进选民就业的基础上配置信贷资源。巴西最大的三家银行都是政府所有，它们交叉持有超过巴西银行业40%的资产。因此，尽管1989年后的巴西政府意图复兴民营银行业为银行家们创造盈利机会、给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政府的再分配目标却让这些努力大打折扣。为了彰显政绩，国民储蓄多用于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企业投资或家庭消费。
1703674698
1703674699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45]
1703674700
再见，奴隶制；你好，信贷宽松
1703674701
1703674702
19世纪80年代唐·佩德罗二世治下的巴西与1842年他即位时的巴西差别很大。1850年后，咖啡经济的增长和奴隶交易的终结促使大量移民劳工涌入巴西，他们产生的需求催生了对啤酒、衣物、香烟和其他消费品的现代化生产。制造业成长又促进了实业家和产业工人的增加，他们不愿让一小撮种植园主为自身利益统治巴西。1在与巴拉圭的战争中，巴西军队的糟糕表现表明职业化军队的必要性，年轻军官们更是意识到：和他们向往的社会特别是法兰西共和国相比，巴西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这个国家处于不利境地。巴西的中南地区，如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其经济重要性堪比里约热内卢和东北部地区，当地的精英阶层希望有权选举自己的州长。到了19世纪80年代，唐·佩德罗二世年老体弱，活跃的共和主义和废奴主义运动不断挑战着他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