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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瓦加斯明白，这样一家国有储蓄银行的扩张，可以帮助他得到更多的存款进而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同时还可以鼓吹自己是“穷人之父”。1934年，联邦储蓄银行和其他储蓄银行（caixas）获得了商业银行交易税的豁免，可以发放抵押贷款以及向联邦和地方政府发放贷款。此外，商业银行也可以将部分资产存入储蓄银行。20世纪30年代中期，30%的商业银行存款都存在了储蓄银行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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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在瓦加斯被军队推下台后，巴西曾进行过短暂的民主试验。但是在一个财富和机会分配都极不均等的国家里，即使有可能，也很难把民粹主义的精灵关在瓶子里。不出意料，瓦加斯在1951年再次被巴西公众选为总统。三年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不止一次地导致了他和军队之间的摩擦，瓦加斯不断为继续掌权而斗争，并被认为主导了对反对派领袖的暗杀行动。最终，与其在政变中被推翻，瓦加斯选择了用点三八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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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加斯自杀后的民选政府换汤不换药。实际上，1954—1964年间的历任总统倾向于做瓦加斯派：他们也是民粹主义者，为回馈工人阶层选民，力图促进产业发展并扩大社会福利。和瓦加斯一样，他们不是通过加税而是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来筹集资金，讽刺的是，这恰恰是从他们的选民那里征收的。尽管这一举措降低了他们的支持率，但他们别无选择：除了花言巧语，他们并没有掌握多少权力。他们担心，如果通过向富人征税来实现野心，富人们会选择离开巴西或推翻他们（这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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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加斯及其后的民粹主义政府的融资模式非常简单：财政部发行货币，用于支付超出税收收入的政府支出，进而推高通胀，使得持有现金或存款既不会生息，也不会获得比通货膨胀率高的利息。从现金征收的通货膨胀税100%归政府所有，从存款上征收的通货膨胀税在政府与银行、储蓄银行之间分成，分成比例取决于国民经济中存款对现金的比率、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和政府设定的存款准备金比率（银行必须存在央行的不生息现金占存款的比例，1965年之前国有的巴西银行为巴西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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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显示了1947—1986年间巴西通货膨胀税的情况。341951—1954年瓦加斯掌权期间，由于他不断增加支出取悦选民，却没有同步增税，通货膨胀呈加速发展趋势。这四年的平均通胀率为17%（此前四年为7%），产生了占GDP比重约为3.3%的通货膨胀税。其中的75%（GDP的2.5%）归政府，剩下的25%（GDP的0.8%）归非国有银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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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1947—1987年巴西通货膨胀税占GDP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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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们根据40.6%存款存在国有银行这一事实对数据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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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Lees、Botts and Cysne (1990)第38、39、127页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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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政府实施金融抑制时，才能防止人们将现金转入利息高于通货膨胀率的银行账户，通货膨胀税才能发挥作用。但是设定利率上限意味着将存款挤出银行业，这会降低私营部门的贷款规模，进而降低私营部门的就业增长率。瓦加斯是第一个但绝非最后一个面对这一难题的总统。他意图用社会福利和令城镇工人受益的就业刺激计划换取政治支持；再通过通货膨胀税为这些福利和就业刺激计划埋单，同时抑制了这些工人的就业增长机会。瓦加斯的解决措施令人唏嘘：他创建了一家国有开发银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BNDES, Banco Nac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Econmico e Social）,由财政部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那些就业量大的企业发展。也就是说，由于印钞抑制了私有银行的贷款，瓦加斯就印发更多钞票来建立一家国有银行并为政府选定的企业贷款，这些类似国有的企业进而参与了劳动力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桥梁和港口设施的修建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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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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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通货膨胀税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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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印钞贷给企业雇主，制造了更高的通胀；通胀率上升时，由于现金资产贬值更快，客户流失也会更快。为规避通货膨胀税，人们会避免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而现金和银行存款需求缩水后，为满足财政资金的需求，政府只好印发更多的钞票。这样就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上升，通货膨胀税基进一步萎缩。这种做法还限制了投资。一方面使银行体系收缩；另一方面，由于私人部门的厂商无法预测价格水平，难以进行生产和投资决策，实体经济（非金融）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政府为了应对就要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规模，就需要更多来自通货膨胀税的政府预算支持，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胀率的螺旋上升和银行业的螺旋下降，经济逐步被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促进就业的国有企业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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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和多国实证显示，最初通货膨胀上升时，政府从通货膨胀税中获得的收入增加。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但通货膨胀税基（现金和活期存款）缩减得更快，完全抵消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导致（实际购买力衡量的）通货膨胀税收入最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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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图13.2和图13.3显示了通货膨胀加速、通货膨胀税收入放缓和私人部门投资下降的过程。从1951年到1964年，年均通货膨胀率不断加速，从15%急剧上升至73%，扣除价格因素后的政府税收收入也从GDP的1.9%上升到6.6%。私人部门的投资比例大幅缩水，最终新的投资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从1947年至1954年，政府在净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从16%上升到了28%，1960年跃至50%，1969年更是达到了60%。以下数据可能更能说明问题：1972年，巴西前50家最大的非金融企业中，总资产的56%属于国有。37如图13.2所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并未带来通货膨胀税收入占GDP比重的提升。随着通胀的上升，经济中的现金需求不断缩减，通货膨胀税基的缩水远远抵消了通货膨胀率上升带来的税收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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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1947—1969年巴西固定资本形成总值中公共部门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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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raham(1982)，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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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很快发现，对通货膨胀税的极度依赖可能给政治经济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1964年，巴西军队意识到民粹主义的灯神不但逃出了瓶子，还允许穷人们许三个愿望。通货膨胀已失去控制。瓦加斯派代表若昂·古拉特（Joo Goulart）就任总统。为限制他的权力，巴西地主们试图重新修宪，以期由首相而非总统掌握权力，但这一努力最终告败，全民公投否决了宪法修正案。于是，军队发动政变，并建立了从1964年直至1985年的威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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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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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威权统治下的银行业与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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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贪污和酷刑的制度化，军事政府的主要成果是将巴西的通货膨胀推至新高。虽然他们本意并非如此，但面对1808年以来所有政府都无法逃避的选择：或对富人征税，或任由国家又小又弱，或征收不受欢迎的通货膨胀税。考虑到自身对巴西地主们的依赖程度，第一种选择已无须讨论；第二种选择也有问题，他们希望巴西真正强大，而不是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因此，他们提出了言之凿凿的反通货膨胀和货币改革方案，事实上还是欣然回到通货膨胀税的做法。在军队统治巴西的21年间，年均通货膨胀率为69%，比政变前高出2倍；1985年，即军事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通胀率达到了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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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3.2所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尽管通货膨胀大大加速，但军事威权政府从通货膨胀税中得到的收入比20世纪60年代更低。随着持有现金成本的上升，人们逐渐发现了规避通货膨胀税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和美国（也处于通货膨胀税上升期）相同，巴西金融业出现大量创新帮助客户规避通货膨胀税。和前任们一样，军事威权统治者们应对税基缩水的方法就是把通货膨胀率推向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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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基不断缩水和税率不断提升的恶性循环最终反噬了将军们自己。他们对通货膨胀的依赖使得通货膨胀率高得惊人，而通货膨胀税的沉重负担最终逐渐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无法规避通货膨胀税的穷人头上。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公众有强烈的动机把不断贬值的现金或活期存款转换成其他金融资产或不动产，以赚取根据市场利率计算的回报（相对来说不太受通货膨胀影响），以规避通货膨胀税。规避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国库券、金融公司的生息存款账户、与通货膨胀挂钩（并非完美挂钩）的国债以及商业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回购协议等等。回购协议允许储户在每日结束时将存款转换为国库劵，以规避向央行缴纳准备金。同时，在保持流动性的基础上，储户还获得了国库券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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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避措施使得20世纪70年代的现金加活期存款需求（以实际购买力计算）下降了一半。通货膨胀上升时，可以明显观察到回购市场交易量上升、现金需求下降。类似的，通货膨胀上升时，国库券、债券和金融公司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份额也会相对上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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