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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1947—1969年巴西固定资本形成总值中公共部门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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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raham(1982)，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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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很快发现，对通货膨胀税的极度依赖可能给政治经济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1964年，巴西军队意识到民粹主义的灯神不但逃出了瓶子，还允许穷人们许三个愿望。通货膨胀已失去控制。瓦加斯派代表若昂·古拉特（Joo Goulart）就任总统。为限制他的权力，巴西地主们试图重新修宪，以期由首相而非总统掌握权力，但这一努力最终告败，全民公投否决了宪法修正案。于是，军队发动政变，并建立了从1964年直至1985年的威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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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威权统治下的银行业与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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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贪污和酷刑的制度化，军事政府的主要成果是将巴西的通货膨胀推至新高。虽然他们本意并非如此，但面对1808年以来所有政府都无法逃避的选择：或对富人征税，或任由国家又小又弱，或征收不受欢迎的通货膨胀税。考虑到自身对巴西地主们的依赖程度，第一种选择已无须讨论；第二种选择也有问题，他们希望巴西真正强大，而不是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因此，他们提出了言之凿凿的反通货膨胀和货币改革方案，事实上还是欣然回到通货膨胀税的做法。在军队统治巴西的21年间，年均通货膨胀率为69%，比政变前高出2倍；1985年，即军事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通胀率达到了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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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3.2所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尽管通货膨胀大大加速，但军事威权政府从通货膨胀税中得到的收入比20世纪60年代更低。随着持有现金成本的上升，人们逐渐发现了规避通货膨胀税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和美国（也处于通货膨胀税上升期）相同，巴西金融业出现大量创新帮助客户规避通货膨胀税。和前任们一样，军事威权统治者们应对税基缩水的方法就是把通货膨胀率推向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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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基不断缩水和税率不断提升的恶性循环最终反噬了将军们自己。他们对通货膨胀的依赖使得通货膨胀率高得惊人，而通货膨胀税的沉重负担最终逐渐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无法规避通货膨胀税的穷人头上。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公众有强烈的动机把不断贬值的现金或活期存款转换成其他金融资产或不动产，以赚取根据市场利率计算的回报（相对来说不太受通货膨胀影响），以规避通货膨胀税。规避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国库券、金融公司的生息存款账户、与通货膨胀挂钩（并非完美挂钩）的国债以及商业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回购协议等等。回购协议允许储户在每日结束时将存款转换为国库劵，以规避向央行缴纳准备金。同时，在保持流动性的基础上，储户还获得了国库券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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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避措施使得20世纪70年代的现金加活期存款需求（以实际购买力计算）下降了一半。通货膨胀上升时，可以明显观察到回购市场交易量上升、现金需求下降。类似的，通货膨胀上升时，国库券、债券和金融公司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份额也会相对上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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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规避通货膨胀税，只能靠现金交易的穷人就别无选择。同样，那些账户余额不足以进行日回购交易的储户也无法规避加诸存款的通货膨胀税。只有富人才有能力购买大额长期或短期国债。39不过，就算是富人和企业主们，其各种规避方式也并非完美。在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69%时，没有人愿意把钱存入不计息的活期存款账户，即使富人或企业主也要留有部分活期存款用于支付结算。所以，没有人能够完全免于通货膨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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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对银行存款有挤出效应，但企业和家庭又必须使用支票账户用于结算。这就意味着巴西银行业不是主要靠扩大存贷款息差赚钱，而是靠支票支付过程中借贷双方入账的两三天“浮动”利差赚钱。在浮动期间，付款人必须要在活期存款账户中留有足够余额进行支付，通胀就会直接导致该账户贬值。军政府不同意银行占有全部浮动收益；它要求银行将支票账户余额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存入央行作为准备金，借此将浮动收益的一部分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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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税虽然增加了政府收入，银行却无法吸收足够的存款进行放贷，也就无法扩大企业和家庭的贷款规模，进而阻碍了经济增长。40因此，他们裁减了贷款部门，集中精力设立分支机构、对民众开展存款游说。银行家在金融体系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储户通过各种方式投资政府债券，尤其是通过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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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军政府允许规避通货膨胀税？毕竟它可以通过监管当局强迫银行不对活期存款付息，或要求在央行存入高比例的准备金，或禁止回购交易，但是它没有这样做。此外，为降低国债持有者的通胀风险，政府国债面值还与通货膨胀率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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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军政府之所以愿意减轻通货膨胀税对某些阶层的资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有两个原因。首先，通过允许金融业创造银行存款的替代品——短期国库券回购协议、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政府债券、金融机构中间业务等，政府可以限制财富向海外转移；其次，默许规避通货膨胀税可以推动储蓄转换为长期或短期的国库券，这就为政府提供了一个用非常低（常为负）的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后）吸收存款的国内垄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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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允许规避通货膨胀也意味着通货膨胀税基（活期存款）缩水。20世纪80年代之前，政府只得将通货膨胀税率提得极高。而且，加速通货膨胀也无法保证能够持续获得足够的通货膨胀税收入：在通货膨胀率足够高的情况下，即使持续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税收入也将下降。在军政府统治后期，通货膨胀上升已经失控。1984年，年通货膨胀率已超过200%。并且如图13.2所示，通货膨胀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民众对高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成本也日益不满。民主的呼声日益强烈，而军事威权统治者们却越来越像无能的跳梁小丑，逐渐失去了巴西地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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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威权统治者试图向一些对其有利的人提供各种政府指导贷款，但这已于事无补。将通货膨胀税作为税收机制，必然会导致金融抑制和税收累退，军事威权统治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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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回归与通货膨胀税银行业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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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经济管理不善最终迫使军事威权统治者退出了巴西政治舞台；民主化进程开启，并在1988年新宪法出台时达到高潮。1989年，巴西进行了第一次全民公投的总统直选。从那时开始，巴西大众政治就出现了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首位直选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Fernando Collor），在任职两年后就因贪污指控遭到弹劾，因此很难描述其意识形态特点。不过，他的继任者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人士就是工党的务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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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后，巴西民主政府的头等大事就是收入的重新分配，其中的关键一步就是终止加诸穷人的通货膨胀税。1993—1994年，伊塔马尔·佛朗哥（Itamar Franco）政府制定了雷亚尔计划（Real Plan），在削减支出、增加利息、创造高估值货币的同时，努力控制通货膨胀。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因为削减政府支出（即使是为了普通人的利益）也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政府并没有多少选择，由于财产的海外转移，政府对富人加税的能力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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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一段民间轶闻可以说明政府受到的限制。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著名的卢拉总统，2002年就任的中左派政治领袖）在青年集会中演讲时，发现每次他承诺对富人加税时，前排一大帮穿着考究的巴西年轻人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演讲结束后，卢拉询问富家子弟为何会支持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个回答说：“因为我们的父母答应我们，如果你当选的话，我们就搬到巴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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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多的挑战，雷亚尔计划能否成功尚不得而知。计划几乎没有涉及政府改革措施，也没有明确承诺汇率要长期与美元挂钩。在与通货膨胀的斗争中，政府最大的资产就是大量的外币储备（约值380亿美元），可用来防止新货币贬值。但是，如果政府赤字得不到有效遏制，外汇储备也无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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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雷亚尔计划的胜利论证了“银行交易博弈”的主要逻辑。无法终止税收累退会使民主政府难以长久生存。如图12.2所示，通货膨胀率戛然而止，从1993年的2477%降到1994年的917%，到1995年的22%，再到1996年的10%，最终到1997年的5%，然后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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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很快对银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对巴西的民营银行而言，雷亚尔计划令它们左右为难。（和之前的许多货币改革一样）银行必须要做好雷亚尔计划成功和失败的两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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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雷亚尔计划奏效，银行就要结束从通货膨胀中套利的业务，转而靠贷款盈利。这需要对人员和网点进行大幅调整，特别是，它们将需要比现在少得多的柜员和多得多的贷款人员。如果银行不能尽快调整结构并转型，就无法争取到好客户，就会在竞争中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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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雷亚尔计划失败，赌雷亚尔计划成功并持有贷款资产组合的银行就只能拼命再转回套利生意。比如，1994年的伊塔乌银行（Banco Itaú）就在此战略问题上纠结。该银行曾因支持此前的一项通货膨胀改革（1986年的克鲁扎多计划）而焦头烂额，在该计划失败后蒙受了巨大损失。41最终，伊塔乌银行选择支持雷亚尔计划并获利，在此后巴西银行业的扩张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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