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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结构性思维的重要性，我们先来看看如果缺少结构性思维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困扰。2007—2009年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记者们大多会罗列可能与危机有关的诱因，有些清单甚至罗列了超长串的内容。但这些清单里有些内容实际上是与危机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危机的起因；另一些内容对危机的产生有影响，却是其他因素的产物。为辨认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结构模型，在解开内在因果联系的前提之下，将各事件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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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这个大框架下，特别是对银行业的研究中，辨别因果关系最主要的方法是运用统计学技术，设置“识别性限定条件”(identification restrictions)，指导因果关系的推导。从本质上看，计量经济学通常采用一些经济学或政治学理论中可能的因果链条作为先验观点，以助于将因果关系从相关关系中区分出来。我们热情倡导并实践这种寻求因果关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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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本书记录各国历史的方法证实了另一种补充方法的实用性，即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对一些特定国家连续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只要不简单将事件按先后串联，历史陈述对辨析因果关系是非常有效的。正如本章开篇所引用的庞加莱的名言，搜集事实对研究而言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历史陈述必须与经济和政治的逻辑相结合才更有价值。因此我们推崇的方法，就是建立“结构化陈述”，将经济政治逻辑与某个国家的历史事件分析相结合。我们相信结构化陈述能够为寻找塑造政治史、经济史、金融史的主要因素提供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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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这种陈述方法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的主观判断之上，所有本书的读者以及后续研究的读者都必须对作者的主观观点自行研判。然而这并不是陈述方法的缺点，相反我们必须强调无论是通过统计分析还是历史陈述，因果关系推导都是基于一些对因果链先验性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观点首先需要检验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其次还要检验其能否推广应用至其他的案例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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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无论在本书所研究的相关国家的历史方面，还是在“银行交易博弈”的一般性结构方面，我们的陈述都不应被视为最终结论。我们希望其他学者能检验我们和其他相关研究者的结论，不仅仅通过统计的方法，还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详细陈述，或是提供对本书所涉五国的不同陈述来进行比较并予以检验。事实上，我们觉得现在是时候强调叙事研究方法在因果关系推理中的作用，并通过坚持统计和叙事证据的平衡，恢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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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极具特殊性，要通过找出许多国家之间的共性因素（对各国做时序面板数据分析就需要这样做）来理解银行体系的发展过程及与之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历史变得几乎不可能。正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需要研究的因素相差甚远，陈述方法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研究因果关系的道路。如果将统计分析生硬地套用到历史中，会使我们不能清晰地理解不同国家银行体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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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治经济体制的作用，也透视了政治经济冲击对真实情况的影响。结构化陈述是良好统计模型的坚实基础。同时，了解事实还有助于识别那些未加入时间地点变量的模型的缺点，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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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述方法也有不足之处。最显而易见的缺点是，案例研究的代表性不足。本书中的叙事研究方法，无论是拿来与理论模型相比较（第二章），还是对现代世界的广泛讨论（第三章），都局限于案例所讨论的那五个国家。细致的历史叙述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规划、撰写和研读。因此一本书难以穷尽世界上所有国家，即使只是大部分国家也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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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将书中所研究国家的经验教训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进行总结。我们把从近年跨国统计研究证据与案例分析中得出的三则经验相结合：第一，给定其他因素不变，民主制度下的银行体系比相对威权制度下的银行体系更倾向于广泛地提供信贷资源；第二，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在民主国家，使银行家与民粹主义者的结盟更难实现，因而能够更广泛地提供银行信贷资源，同时减少银行危机出现的可能；第三，政府安全网让银行体系变得更不稳定，这种安全网并不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我们的陈述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止这些，但这三条最显而易见并且是可以用跨国统计研究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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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提出四个国家作为反例来质疑民主制度更有助于银行体系稳定与有效的观点，例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以及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时期的智利。我们将对此做简单的讨论。我们将在下文指出这四个国家中的三个——中国、德国和日本，实际上适用于我们书中第二章构建的模型。尽管证据不是非常清晰明确，但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银行体系发展确实是个反例。在威权统治者的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智利还是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民营银行体系。但仅仅发生在银行私有化和政府救助之后。在威权制度下，银行家的私人财产权难以得到保障，银行私有化和政府救助是这种情况下的常见现象。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上台后不久的智利银行私有化和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当权时期非常相似（见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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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当我们尽最大努力寻找与结构化陈述结论相左的反例时，我们最多找到一个与理论不尽相符的案例。我们的结论是，我们详尽地进行结构化陈述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的经验分析，对民主或威权体制下的银行体系发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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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简单的跨国统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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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我们所采用的5个案例样本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从一些简单的统计数据开始。在第一章中，我们注意到，若将银行信贷资金宽裕定义为银行私人部门信贷与GDP之比超过1990—2010年均值一个标准差以上（大概是GDP的83%），将银行体系稳定定义为自1970年以来未出现银行危机，那么在117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只有6个经济体——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马耳他、新西兰和新加坡——能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标准。当然，没有哪个统计指标能全面展现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信贷资金宽裕程度或银行体系稳定程度。例如，没有发生银行危机不一定说明其银行体系存在良好的制度设计，可能仅因为当时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然而如果只是作为简单估测，上述指标还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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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提到的这6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具有什么共性呢？其中三个——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马耳他——是城市国家或是小的岛屿，而不是领土广袤的经济体。我们猜测，在一个经济高度集中、政治形态相对简单的社会中，更容易避免对社会有害的银行博弈（导致信贷资源稀缺或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博弈）。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这样没有农业的国家和地区，不存在农业民粹主义者、小银行家和代表农业地区的政客结盟的现实基础。实际上，在一个以贸易港口为主的城市经济体，制造业主、银行家和政客的利益是天然一致的。他们必须维护一个稳定、高效、开放的经济，要不然就会因贫穷落后而被邻国吞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精英占据绝对主流，试图让银行体系偏离稳定及信贷资金宽裕的利益集团微乎其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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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三个经济体——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具有两个共性。第一，它们都属于英联邦（实际上这6个经济体一度都曾是英属殖民地）。第二，它们都在世界上最稳定的民主制度环境中。政治学家通常采用“政体评分”（由蒙蒂·马歇尔和金斯·杰格斯创建的一个包含政治竞争程度和政治制度发展程度的两维矩阵）来衡量民主或威权的程度。我们将这种划分简化为百分制，并按照政治学文献中的惯例将民主定义为80分2以上。虽然简单地用数字衡量民主程度不完美，但也提供了一种表现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区别的重要方法，并且当研究者取多年的年度政体评分平均数时尤为有效。1925—2010年间，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三国政体评分均为100分（最高分）。同时期，全球各国的政体评分平均分为52.6分。即使囊括所有这6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也只有一个威权经济体——新加坡（自从独立以后平均政体评分为40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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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还有其他共同点。这些国家的结构和政治历史倾向于削弱民粹主义者和银行家形成有害于社会的联盟的能力。我们在第九章中已经讨论过集权经济政策以及非民选上议院对加拿大银行体系博弈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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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政治体系和加拿大一样，也是在社会的多数派（毛利人）对英国殖民者的商业野心产生敌意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19世纪50年代，代议制建立之初，在政府决策体系中设计了否决权，以制衡人口上有优势的毛利人，类似制度包括上议院非民选（直到1950年废除），以及总督在立法方面具有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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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并没有设置非民选上议院（自从创始以来，其议会就是民选的），但澳大利亚是逐步脱离英国统治取得自治的。直到1986年澳大利亚才从英国法院和议会获得完全的独立。另外，与加拿大及新西兰相似而与美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宪法赋予政府集中控制国家经济和银行体系的集权权力。民粹主义者无法与银行家结盟，通过在某些州赢得竞选来推动有利于己的政策，而这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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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指出，我们对银行信贷资金宽裕和银行体系稳定的定义要求相当严格。假如我们改变标准，只要求该国自1970年以来没有银行危机，且银行信贷与GDP之比的均值达到所有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若根据这一标准，包括“非常成功”的6个经济体在内，共有13个“成功”的经济体，新加入的7个国家或地区为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伯利兹、中国澳门地区、毛里求斯以及南非。新增的经济体中有6个是小型经济体。除了中国澳门地区以外，其余6个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或受保护国，并最终都通过和平方式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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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成功”经济体名单上一个领土较大的经济体。和加拿大及新西兰一样，南非的民主政治体系建立在长时期赋予英国殖民者远多于其人口数量的特权之上。南非联邦1910年的宪法及修正案和后续的法律，极大地限制或剥夺了占国家人口多数的非洲人和印度人的权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南非的英国人与迫于武力加入联邦的波尔人联手，建立一个非民选的不公平分配代表权的上议院，还更激进地通过立法完全剥夺“黑色人种”和“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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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南非1997年的宪法建立了全民选举制度，但也是种族隔离政府与非洲国民大会互相妥协的产物，其制度还是包含了一系列不平等因素，使收入和财富不均匀分配。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总统并非直接民选，而是通过下议院选举产生，是弱势总统。总统对立法的反对权受到宪法法院限制。其次，负责审批所有立法的上议院，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各省立法机构任命，每个省份无论人口多少，推举代表的数目都相同。此外，根据议案种类，上议院通过立法一般需要至少绝对多数赞成票。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下议院提交议案之前必须获得绝对多数赞成票。虽然南非的政治体制没有涉及银行监管，但事实上这样的政治体制使民粹主义者很难和银行家结盟谋求有害于社会但有利其自身的银行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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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6个“非常成功”和13个“成功”的经济体大多数是小岛经济体、城市经济体或采用限制民粹主义者的民主政治体系，那么这些经济体的反面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那些银行体系脆弱、私人部门信贷资金稀缺的国家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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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界定“非常成功”的标准反过来，寻找1970年以来至少出现过两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同时1991年以来私人部门信贷与GDP之比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以下的经济体，我们找到两个“非常失败”的国家，乍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毋庸置疑，这两个国家的民主水平基本上是全球最低的（1970年以来平均政体评分分别为30分和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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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界定“成功”的标准反过来，寻找至少出现过两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同时1991年以来私人部门信贷与GDP之比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经济体，我们找到16个“失败”的国家。其中大部分长期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经历过短暂的民主尝试但以政变告终，或者说经历了长期的威权统治，直到近期才尝试民主政治。乍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外，这“失败”的16个国家分别还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肯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菲律宾、土耳其以及乌克兰。自1970年至今，这些国家的政体评分平均值为58，而假如将观察时间延长，这个值还要更低。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三个国家在1970—2011年的政体评分平均值高于80，即哥斯达黎加（100）、哥伦比亚（88）和土耳其（82）。总之，我们所阐述的普适模型的反例如此之少，让我们感到震惊。普适模型是指：拥有稳定的银行体系且银行信贷资金宽裕的国家，通常具有稳定且能限制银行家与民粹主义者结盟寻租的民主政治体系；银行体系不稳定且银行信贷资金匮乏的国家，不是威权政治，就是民主尝试时间短，或者是其民主政治体系限制寻租行为的能力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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