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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还是一个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封闭农业经济体。1853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船长率领的美国舰队以炮击为威胁强迫日本开放国际贸易，那时日本的落后显而易见。和我们之前讨论的其他国家精英一样，日本的精英意识到他们如果不能推动经济现代化，将会面临被竞争对手殖民或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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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基础脆弱，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情况高度相似。经济现代化的需求开启了10年的动荡，并最终造就了明治维新，虽然这一名称并不完全准确。皇帝恢复了最高权威，但构建与西方政治体系相似的新政府体系。日本用数十年时间设计的政治体系，最终体现为1890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对日本的政治体系争议不多，其皇帝不是一个立宪君主，皇帝与两院制立法系统分享权力。立法机构中，上议院主要由贵族和政治寡头组成，其中大部分有军方背景；下议院是民选的，但对于财产要求的设置使日本社会仅少部分人（约不到1%）有资格参选。上议院政治寡头之间的不协同导致下议院各政党对议员席位的激烈竞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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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的30年间，明治政府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日本不仅完成了工业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还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在伦敦资本市场上积极参与融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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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一样，明治政府意识到，现代化金融体系对于其实现政治及军事野心非常重要。23小型、非正式借贷组成的金融体系被现代化金融体系所取代，这种现代化金融体系主要由政府许可设立的有限责任的商业银行，以及根据西方国家先例设计的金融机构组成。日本最初模仿美国的全国银行体系，但发现这种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此后，政府迅速地转向一种与英国更相似的特许经营制度，包括许可设立一家遵循金本位制的中央银行。从1888年至1901年，银行数量和银行贷款增长了6倍。这样的快速增长与1890年《银行法》对银行牌照的整理和统一息息相关，这项法律鼓励了银行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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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年间的银行体系构成包括：为大型工业或商业集团即“财阀”提供融资服务的超级银行，由政府资助设立的政策性银行，以及1000多家为当地市场提供服务的小银行。在明治年间，这些小银行通过影响当时两大政党之一的政友会（Seiyukai），阻止了大银行推动的关于制定银行业最小资本规模的立法。这些大银行推动的立法议案本意是逼迫小银行兼并或停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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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将日本经济发展归功于其银行体系。一方面，由于日本政府致力于工业发展及出口，日本银行体系是为满足工业部门信贷需求和金融服务需求而被设计出来的；另一方面，为了准确地扮演好这个角色，银行——尤其是规模大的银行——获得了特许，而且做得很成功。25政府利用政策性银行来促进农业、工业、电力和交通等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在银行运营中也扮演积极角色，保证这些银行在设立的最初10年内股息率达到5%。这些银行的管理层和董事由财政部任命，在危机发生时政府提供援助。比如，日本兴业银行在日俄战争期间根据政府要求向金矿公司提供贷款后形成坏账，后来在1913年得到了政府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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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解读日本案例呢？若我们将明治时期政治体系彻底解构，将发现日本的威权政治体系由具有极深军方背景的政治寡头主导，而由于这些政治寡头之间缺乏互相信任，日本的政治体系又带有西方代议制的某些特征。26明治宪法的设计师们非常谨慎地从美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政治体系中吸取经验并借鉴，比如从德国借鉴了立法的方式和管理。日本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与德国相比远不可及。但无论日本天皇还是首相都不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另外与德国相似的是，明治年间日本当权政党很清楚，正如实业家与银行家需要他们一样，他们也需要实业家与银行家。若想保持国家的延续，就不能随意地剥夺财产权。1913年政府对兴业银行的纾困，表明政府意识到其成功与否与银行体系存亡密切相关。因此，毋庸置疑，明治政府时期，银行业快速发展且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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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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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意志帝国、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相比，20世纪后期的智利在威权统治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73—1990年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严酷统治之下，甚至不存在象征性的代议制政府。皮诺切特军政府折磨并暗杀其竞争对手，中止宪法、关闭国会、禁止政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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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诺切特当权期间，智利的银行体系增长显著。1975年至1990年，银行信贷/GDP值增长8倍，从5%增长到41%。在皮诺切特被迫下台之后仍然继续增长，到2010年达到了69%。银行业成功私有化的同时，27智利建立了一个交易活跃的资本市场，养老金体系也实行了私有化，体量巨大的民营养老金体系成为股票及债券的活跃购买者。这些养老金的参与使智利资本市场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至2000年，智利的股权价值相对GDP的比值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极大发展也对智利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985年至2011年，智利的人均GDP翻了近3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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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探求因果关系，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皮诺切特在位时期的智利是本书得出的规律的明确反例。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智利银行业的情况并不例外。皮诺切特威权政府终结了长达40年的民主实践和金融抑制。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智利金融系统体量很小而且监管相当严苛。29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总统在任期间（1970—1973年），规模很小的银行很容易被国有化，政府只要收购仅有的几家银行，而且由于金融行业长期受到抑制，这些银行股价非常便宜。阿连德政府不仅将智利银行业国有化，还将采矿行业充公，并扩大了其前任政府开启的土地改革。30阿连德还征收通货膨胀税用于扩大社会福利。当阿连德政府被推翻时，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14%，年化通货膨胀率接近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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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诺切特政府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政策。1975年，皮诺切特政府开始了重大的财政改革，使得财政赤字在1976年被消除。该项财政改革包括减税以及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此外，很多阿连德政府时期被国有化的企业被私有化了。这一系列改革除了雷厉风行还具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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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诺切特政府重新私有化银行业的过程并不引人注目。1975年，当政府拍卖银行时，政府对待私有制经济的态度还不太明确。部分军方人士倾向于由政府控制或主导的经济，因为这些人担心智利在很多行业缺乏比较优势，这样会有损智利的国家安全。这些军政府成员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直至1978年皮诺切特在政治斗争中战胜了空军古斯塔夫·雷（Gustavo leigh）将军，将后者赶下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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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军政府做出的承诺都缺乏公信力，因为他们食言也不受惩罚，这让银行私有化变得更加困难。1975年6月，智利发生储蓄和贷款机构危机时，政府强行限制提取存款，强制延长债务期限。这导致智利的储蓄和贷款机构几乎遭遇全面崩溃。这项证据有力地说明，当时智利有意进入银行业的人非常担心政府会毫无顾忌地剥夺他们的财产权，而且可以通过强行调整央行制定的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方式实现。34在银行拍卖时，尽管政府允许购买者通过借款购买银行，且借款额可以达到总价的90%，这一定程度抬高了售价，但不出所料，买家仍然出价很低。35为进一步鼓励对银行进行投资，政府在银行出售后未对关联贷款设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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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智利的银行业私有化过程非常像墨西哥在1991—1992年间革命制度党当权期间的情形：买家基本上都是通过杠杆收购的方式购买银行，投入的自有资本极少，承担的风险很小。因此银行家们有强烈的动机大规模发放内部人贷款并承担巨大风险。智利的银行家开始了贷款狂欢。与墨西哥的情形一样，智利的银行家享受到了极大的监管容忍。“关于抵押担保贷款的规则非常简单，很多贷款甚至没有很好地被担保；对不良贷款和贷款减值损失准备方面的要求低于国际标准；贷款风险的测算和分级方面的制度是逐渐实施的……关于关联贷款的规则基本上无法执行，银行可以通过各种监管漏洞套利。”36和墨西哥的情况一样，智利银行的大部分贷款给了银行关联方，也就是贷给了银行董事或者董事亲属的公司，并且给关联方的贷款利率要低于非关联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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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与墨西哥相似，就是政府采用高估本国汇率38的固定汇率制，并允许银行从国外以美元融资。39和墨西哥一样，智利政府最终不得不让本币贬值，这使许多以美元负债支持本币资产的银行加速崩溃。许多银行无力偿债，迫使政府介入并同时援助银行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和墨西哥一样，对政府纾困的预期导致了道德风险，直至政府纾困规模越来越大、有始无终。1981年至1986年间，智利政府介入了21家本国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例达到半数以上。其中一些机构被清算。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清理了其余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然后重新将这些机构私有化。40清算小组接手这些机构后，发现这些银行近1/4的贷款给了关联方。在圣地亚哥银行（Banco de Santiago），关联方贷款相当于银行资产的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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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诺切特政府是如何重塑公信力以使智利的银行体系发展成为拉丁美洲之最的过程仍需进一步探索。我们猜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公众相信皮诺切特的威权统治不会对他们的财产权构成威胁。相反，对财产权的威胁来自被皮诺切特赶下台的左翼民主政府。因此皮诺切特对金融财产权即银行股权及存款做出的承诺是可信、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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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1982—1983年的灾难似乎并没有破坏民众对皮诺切特威权政府会加强保护而不是损害民众金融财产权的信心。智利政府在1985年开始改进其审慎监管体系。42事实证明，智利的改革比很多发达国家的改革更有效，包括在财务透明度、充足资本要求、有限的安全网保护等方面。因此，自1983年以来，智利躲过了波及许多其他拉美国家及发达国家的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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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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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第一章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建立起提供稳健而充裕信贷的银行体系？答案是，政治条件限制了一些国家这样做的可能性。历史环境以及根植其中的政治制度对银行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但同时也限定了该国银行体系的一些可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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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所有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银行交易博弈”的产物，后者决定了银行如何获得许可、如何接受监管、如何与政府互动。这些结果反过来又决定了该国在两个核心领域的境况：经济中的私人部门是否容易获得信贷，以及是否容易发生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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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银行通常都是政治合作的产物，政治合作的参与者包括政府，以及赢得银行体系构建主导权的公民联盟。国家以银行业作为收入、借贷以及其他资金援助的来源。国家需要银行，同时银行开展业务也需要国家在多方面的配合：维护其合法性，保护合同权利，允许银行在可预知的规则下运行，可预知的规则可增加银行对于储户、股东和借款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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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下，政府无法约束自己不剥夺银行财产，导致民营资本没有动力去设立为市场提供贷款的银行。因此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倾向于建立国有银行体系。当某个威权统治者无法完全集中权力时，就可能与一些金融家结盟建立民营银行体系，但这种银行体系与金融教科书中所述的独立信用中介截然不同。其目的只是向政府以及与银行董事有利益关联的非金融企业融资。一些相互间有千丝万缕个人或政治联系的政府官员和商人组成了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小群体，主导着“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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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民主导致的最终结果比威权好一些，因为民主政府剥夺私有财产的能力受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限制。尽管民主制度下信贷资源更易获得，但银行资产被具有投票权的多数派剥夺成为新的风险，并且银行业准入仍可能扭曲并限制信贷资源。在民主国家中，私人部门可获得的信贷资源比威权国家要多得多，但民主国家信贷资源供给程度不尽相同，因金融危机而遭受信贷不稳定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历史环境塑造了政治制度以及决定银行业特征的政治联盟，同样，在民主国家遭受信贷资源紧缺和银行危机的程度方面，历史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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