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675102
一般情况下，民主导致的最终结果比威权好一些，因为民主政府剥夺私有财产的能力受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限制。尽管民主制度下信贷资源更易获得，但银行资产被具有投票权的多数派剥夺成为新的风险，并且银行业准入仍可能扭曲并限制信贷资源。在民主国家中，私人部门可获得的信贷资源比威权国家要多得多，但民主国家信贷资源供给程度不尽相同，因金融危机而遭受信贷不稳定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历史环境塑造了政治制度以及决定银行业特征的政治联盟，同样，在民主国家遭受信贷资源紧缺和银行危机的程度方面，历史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703675103
1703675104
1703675105
1703675106
1703675107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65]
1703675108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十五章现实对理论的挑战
1703675109
1703675110
1703675111
1703675112
1703675113
最近的经历告诫我们，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推翻的基本理论，或是没有我们之前想象得那么重要，或是我们还未曾注意到另有一些更重要、更有力的理论，它们足以推翻曾被视为万能的理论。
1703675114
1703675115
——埃德蒙·伯克《与美国和解》的演讲（1775）
1703675116
1703675117
无知优于谬误。无知者与真理的距离小于相信谬误者。
1703675118
1703675119
——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州的声明》（1781—1782）
1703675120
1703675121
在第二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论证不同类型政治因素与银行体系实现充足稳定信贷之间的关系，阐述银行体系如何在我们称之为“银行交易博弈”的政治交易过程中形成。在这一博弈中，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进而决定了形成何种银行及其如何运行。本书通过历史描述揭示政治交易的逻辑如何适用于相关国家的具体历史，如何与历史相结合，从而证明第二章的分类方法的价值。
1703675122
1703675123
我们并不认为，图2.1中的政体和银行体系分类是分析政治与银行关系的永久性框架。将政治形态和银行体系划分为有限的几个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有效但并不完美。事实上，随着此书的撰写，这些分类也在修正。未来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也将进一步优化分类。正如伯克和杰斐逊在本章引言中所说：科学认知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扬弃错误假设与累积事实同样重要。1这一观点适用于观察很多现象，也同样适用于现代世界与银行体系。
1703675124
1703675125
因此，我们并不试图兜售一个精巧的、永恒不变的模型来解释银行成败的一切。相反，我们只是尝试一种特殊的思考方法来展示政治和银行体系的关系，以理解银行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运行方式。我们的框架结合了历史知识和对政治交易逻辑的理解。这一思维方式为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世界提供了独特视角，并具有重要的否定意义，即我们需要对现存的主流观点或理论进行修正。本章，我们将重新审视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
1703675126
1703675127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2066]
1703675128
银行危机的经济学理论
1703675129
1703675130
对银行业基本史实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主流银行危机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们都是普适性理论，认为导致银行危机的银行业因素在所有时间和地点不变。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阐释的，银行危机并非随着时间和国家有规律地发生，因此危机不由银行业普遍的经济特征引起，确切地说，危机是由银行业普遍经济特征与银行所处政治环境共同决定的。
1703675131
1703675132
普适性银行危机理论指出了银行业特征的三个方面，认为这三个方面的某些组合导致危机：银行结构、银行间关联性以及人类本性。银行结构是指银行在相对低流动性的长期贷款和相对高流动性的短期负债之间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错配。结构理论认为银行危机源自这类错配导致的内生性“流动性风险”暴露。2
1703675133
1703675134
银行间关联性理论涉及外部性问题：每家银行基于自身的最优化决定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量和银行杠杆（即银行负债与权益资本的比值）。银行家们并不考虑溢出效应（外部性），该效应的产生是由于每家银行都是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并因而彼此相关。具体而言，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加剧其他银行的风险。根据这一危机理论，监管的主要作用是迫使银行持有比自愿水平更多的现金资产、维持更低的杠杆率，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缺乏充分的监管以内部化外部性时，银行危机就会发生。3
1703675135
1703675136
第三种也是更为古老的观点，认为是人性的弱点引发了银行危机。根据这一观点——已故教授海曼·明斯基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都认为：人类是短视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业在过度乐观和过度恐慌（也称为兴奋期和惊恐期）中往复波动。4乐观情绪占主导时，银行无法充分管理风险，也即风险贷款发放过多，现金资产持有不足，杠杆过高，从而导致银行倒闭。
1703675137
1703675138
这三种普适性理论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银行危机在各国和近代历史中并非以同等概率发生。人性是恒久不变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银行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也存在数百年了。尽管这些因素一直存在，但银行危机在很多时期和地方并未发生。
1703675139
1703675140
譬如，根据这些理论，加拿大应该是很容易发生银行危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很难证明加拿大人比其他人看得更长远。加拿大的银行家也和其他国家的一样，需要平衡资产和负债期限。从19世纪初期以来，加拿大的银行也需要参与复杂的全球银行间关系网络。然而历史上，除了1837年和1839年的两次小危机外，加拿大成功避免了系统性的银行危机。此外，加拿大在近些年才引入审慎监管，其央行也建立不久。根据银行危机的结构理论，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加拿大的银行本应面临更高的流动性风险。根据外部性理论和短视理论，缺乏积极审慎监管的加拿大在大部分时期应发生银行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
1703675141
1703675142
上述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观点并非“错误”：相反，诸多证据表明，它们所揭示的风险来源是真实的。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在内的银行危机史表明，银行运营如果过于依赖短期负债，那么一旦债权人拒绝展期，金融机构就会面临风险。同理，次贷危机表明，复杂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交易对手风险，会导致负面冲击在金融机构间的传导。而且，同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的观点一致，风险资产定价研究发现，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随时间而变化（虽然不能明确知道这一波动是否反映短视或定价“基本面”）。
1703675143
1703675144
银行的不稳定性随国家和时间而变化，并不说明银行危机理论不适用，而是上述三种普适性解释并非构成银行危机的充分条件。银行结构蕴含着流动性风险，但银行可以通过审慎经营降低这一风险——比如，通过持有充足的现金资产，降低运营杠杆，与其他银行一起加入流动性风险互保机制（如通过私营的银行清算所）等。银行间的关联性会在银行体系中产生外部性，但适当的风险管理和高效的银行机构可以缓解这一风险。房地产、股票市场和风险债务工具的泡沫可由诸多原因引发，但并不必然导致银行危机。危机发生与否由银行家的选择决定，这些选择包括持有多少现金，募集多少股本，以及如何在各类贷款和其他资产间分散风险。
1703675145
1703675146
这三种理论所强调的威胁因素是否会引发银行危机，其决定性要素是政治。如果政府决定建立保护银行的慷慨安全网，但并不配套建立政治上可信的审慎监管体系，那么银行在管理流动性风险、偿债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时就会更加不谨慎。以下观点应予反复强调：银行业安全网和审慎监管的程度取决于政治家，而政治家在做选择时，其目标一般是最优化自己的短期政治前途，而非长期社会福利。
1703675147
1703675148
政治也会引发银行风险经济学分析中无法预见的冲击。战争、政变以及政府财政紧张都可能给银行带来政治压力，甚至政府的没收行为。这些冲击的形式和强度可能不同：美国内战中，银行为了支持北方，集体自发承担了大量债务，而墨西哥革命中，银行被直接没收了。正如巴西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政治联盟还可能阻挠合理赋税体系的发展，促使政府可通过银行征收通货膨胀税，但这样做削弱了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能力。事实上，银行体系的结构及其对负面冲击的敏感度都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譬如，20世纪末以前，美国限制银行开设分支机构，不允许其在不同州放贷，导致其银行更容易受到如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地区经济波动的冲击。
1703675149
1703675150
将政治因素排除在银行危机的理论之外，就像是戏剧中删除了王子。“银行交易博弈”的政治结果形成了银行运作的规则，决定了银行业可能遭受的冲击。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银行危机爆发的巨大政治差异表明：要理解银行危机何时、何地发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必不可少。
1703675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