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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业基本史实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主流银行危机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们都是普适性理论，认为导致银行危机的银行业因素在所有时间和地点不变。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阐释的，银行危机并非随着时间和国家有规律地发生，因此危机不由银行业普遍的经济特征引起，确切地说，危机是由银行业普遍经济特征与银行所处政治环境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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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性银行危机理论指出了银行业特征的三个方面，认为这三个方面的某些组合导致危机：银行结构、银行间关联性以及人类本性。银行结构是指银行在相对低流动性的长期贷款和相对高流动性的短期负债之间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错配。结构理论认为银行危机源自这类错配导致的内生性“流动性风险”暴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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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关联性理论涉及外部性问题：每家银行基于自身的最优化决定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量和银行杠杆（即银行负债与权益资本的比值）。银行家们并不考虑溢出效应（外部性），该效应的产生是由于每家银行都是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并因而彼此相关。具体而言，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加剧其他银行的风险。根据这一危机理论，监管的主要作用是迫使银行持有比自愿水平更多的现金资产、维持更低的杠杆率，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缺乏充分的监管以内部化外部性时，银行危机就会发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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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也是更为古老的观点，认为是人性的弱点引发了银行危机。根据这一观点——已故教授海曼·明斯基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都认为：人类是短视的，金融市场和银行业在过度乐观和过度恐慌（也称为兴奋期和惊恐期）中往复波动。4乐观情绪占主导时，银行无法充分管理风险，也即风险贷款发放过多，现金资产持有不足，杠杆过高，从而导致银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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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普适性理论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银行危机在各国和近代历史中并非以同等概率发生。人性是恒久不变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银行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也存在数百年了。尽管这些因素一直存在，但银行危机在很多时期和地方并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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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根据这些理论，加拿大应该是很容易发生银行危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很难证明加拿大人比其他人看得更长远。加拿大的银行家也和其他国家的一样，需要平衡资产和负债期限。从19世纪初期以来，加拿大的银行也需要参与复杂的全球银行间关系网络。然而历史上，除了1837年和1839年的两次小危机外，加拿大成功避免了系统性的银行危机。此外，加拿大在近些年才引入审慎监管，其央行也建立不久。根据银行危机的结构理论，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加拿大的银行本应面临更高的流动性风险。根据外部性理论和短视理论，缺乏积极审慎监管的加拿大在大部分时期应发生银行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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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观点并非“错误”：相反，诸多证据表明，它们所揭示的风险来源是真实的。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在内的银行危机史表明，银行运营如果过于依赖短期负债，那么一旦债权人拒绝展期，金融机构就会面临风险。同理，次贷危机表明，复杂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交易对手风险，会导致负面冲击在金融机构间的传导。而且，同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的观点一致，风险资产定价研究发现，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随时间而变化（虽然不能明确知道这一波动是否反映短视或定价“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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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不稳定性随国家和时间而变化，并不说明银行危机理论不适用，而是上述三种普适性解释并非构成银行危机的充分条件。银行结构蕴含着流动性风险，但银行可以通过审慎经营降低这一风险——比如，通过持有充足的现金资产，降低运营杠杆，与其他银行一起加入流动性风险互保机制（如通过私营的银行清算所）等。银行间的关联性会在银行体系中产生外部性，但适当的风险管理和高效的银行机构可以缓解这一风险。房地产、股票市场和风险债务工具的泡沫可由诸多原因引发，但并不必然导致银行危机。危机发生与否由银行家的选择决定，这些选择包括持有多少现金，募集多少股本，以及如何在各类贷款和其他资产间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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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理论所强调的威胁因素是否会引发银行危机，其决定性要素是政治。如果政府决定建立保护银行的慷慨安全网，但并不配套建立政治上可信的审慎监管体系，那么银行在管理流动性风险、偿债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时就会更加不谨慎。以下观点应予反复强调：银行业安全网和审慎监管的程度取决于政治家，而政治家在做选择时，其目标一般是最优化自己的短期政治前途，而非长期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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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也会引发银行风险经济学分析中无法预见的冲击。战争、政变以及政府财政紧张都可能给银行带来政治压力，甚至政府的没收行为。这些冲击的形式和强度可能不同：美国内战中，银行为了支持北方，集体自发承担了大量债务，而墨西哥革命中，银行被直接没收了。正如巴西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政治联盟还可能阻挠合理赋税体系的发展，促使政府可通过银行征收通货膨胀税，但这样做削弱了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能力。事实上，银行体系的结构及其对负面冲击的敏感度都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譬如，20世纪末以前，美国限制银行开设分支机构，不允许其在不同州放贷，导致其银行更容易受到如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地区经济波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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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治因素排除在银行危机的理论之外，就像是戏剧中删除了王子。“银行交易博弈”的政治结果形成了银行运作的规则，决定了银行业可能遭受的冲击。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银行危机爆发的巨大政治差异表明：要理解银行危机何时、何地发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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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集中度与稳定间关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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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量理论综述和实证文献分析了决定银行盈利能力和稳定性的因素。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集中度更高的银行体系，即由少量大型银行组成的银行业，其盈利能力和稳定性是强还是弱。关于银行集中度及其影响的理论很多，且角度不尽相同。一方面，集中度高被认为可以促进盈利能力和稳定性，因为它使银行拥有高价值的特许经营权、获得市场影响力、分散风险。另一方面，集中度高也被认为不利于盈利能力和稳定性，理由是它催生了政府眼中“大而不倒”的银行，从而鼓励道德风险，同时还提高了投资者对银行管理不善的容忍度。部分模型则表明高集中度可同时带来高盈利性、低稳定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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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文献尚未在集中度和不稳定性间得出相关关系。一项综合跨国研究检验了69个国家在1980—1997年间的情形，试图回答系统性危机的概率与银行体系集中度是否相关。作者发现，集中度高的银行体系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更低。但同时发现，限制竞争的监管举措会导致发生银行危机的风险更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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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书读者，这一结果不足为奇。银行集中度是否与其稳定性相关取决于银行所处的政治环境。美国的银行体系并没有在集中度提高时变得更稳定，因为1990年后，伴随集中度上升的还有政治博弈。博弈赋予大银行更多租金，例如市场影响力、“大而不倒”的保护和更宽松的审慎监管政策。作为交换，银行将部分租金分享给受到优待的选民。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英格兰银行控制着伦敦市场，但它要为这一特权支付政治租金，即执行可能增加票据市场道德风险的政策，结果形成了一个蹒跚前行的准垄断银行体系，屡经危机磨难。苏格兰的银行体系则由三家特许银行和众多其他银行组成，更富竞争性，也更为稳定。加拿大自治以来，银行业集中度与稳定性同步提升，因为加拿大的政治博弈避免由纳税人出资对银行纾困，同时防止银行滥用其市场力量。在波费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墨西哥特有的政治博弈虽然也带来了银行业的高集中度和稳定性，但原因不同：由精英集团掌控的银行集中度确保了该政权存续期间政治寻租的稳定性。一旦政权崩溃，银行体系也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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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国别研究说明：集中度和稳定性都是政治上“银行交易博弈”的结果。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都由塑造银行业的政治交易引起。因为存在多种不同的政治环境以及诸多类型的银行博弈，所以，集中度和稳定性之间不存在一致的实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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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历史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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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重要主题是揭示，在通行的银行业理论中，其命题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即依赖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环境的变化由银行体系之外的因素引起。在当代，最显见的推动民主国家进步的因素包括战争、通信和交通等领域的技术变迁。在英国和美国，公民权的扩展给政治家带来压力，要求其增发银行牌照以提高信贷可获得性。不太显见的是，技术变迁也在改变银行业，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单体银行家更难维持垄断特权。即便住所远离银行网点，银行家也可以收集潜在借款者的信息，储户们也可以通过自动取款机网络获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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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历史环境对不同国家政治与银行业关系的探讨几乎都是伪命题。政治权力的集中可以改善银行业运行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这取决于集权发生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在加拿大，许可权的集中同时带来了竞争性的提高。但在20世纪末的美国，许可权的集中却是围绕全国性银行和政府支持企业的一场完全不同的政治交易的一部分，即以市场力量和政府保护特权换取新的授权。减少保护的立法能否稳定银行业呢？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智利成立，但对于其他政治环境不同的国家，这种限制却在银行危机时取消了（例如，美国在次贷危机中，废止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对银行的保护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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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历史的研究者倾向于把复杂的银行体系研究简化为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例如民主、银行集中度和受保险的存款等）。因为没有考虑模型因素所处的环境，这类方法常常无法找到相关性。即便找到实证相关性，其结果也往往被错误地诠释，因为研究者发现的相关关系反映着影响所有评估变量的深层因素，但这些因素却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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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其他希望通过研究银行业来改善银行体系运行的人，都需要学会在决定银行业形态的政治和技术环境下思考银行及其改革措施的合意性。要理解为什么有的银行体系可以提供稳定而充足的信贷、有的却不能，需要研究各国银行体系建立的政治基础，以及决定各国“银行交易博弈”结果的政治联盟的本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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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银行博弈的本质随时间而变，可能反映其剧烈的政治变迁。最显著的变化在于，我们所分析的每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或政府组织形式的根本性变迁。1688年的光荣革命及其后英法两国长期的政治纠葛，深刻影响了英国的银行业历史。军事竞争对英国相对稀少的人口的压力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主题：它推动了选举权的扩大，进而在19世纪增强了银行业的竞争，在20世纪中叶削弱了银行信贷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美国独立战争使特许银行成为可能，美国宪法规定如何分配政治权力，从而长远地决定银行许可和监管的模式；此后，包括内战在内的主要事件也深刻影响了银行业结构。在墨西哥和巴西，主要源于政治斗争的银行危机给银行业结构带来巨大变化，例如没收银行财产、恶性通胀等，挤出了仅有的私人银行，银行体系主要服务受（政客）青睐的借款者，从而导致墨西哥和巴西进入长期的金融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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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剧烈的政治变迁，其他渐进的变迁往往导致主导银行业政策的政治联盟被新联盟所取代。但是，这些变迁是否发生以及是否影响银行博弈，不仅取决于人口或行业增长机会，也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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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加拿大和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发展的异同为例。西方移民和交通进步提升了农业利益，两国都经历了相似的农业民粹主义者对现有银行体系的挑战。加拿大的政治制度被设计成抵制这些挑战，其最初的银行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加拿大，政治制度的设计旨在减少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其政治系统由英国而非新生国家的革命先驱设计，其目的是减少可能威胁金融、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大英帝国关键战略领域的政治风险。加拿大的1840年《联合法》以及1867年宪法都试图将经济和金融体系与政治危机隔离，包括来自农业民粹主义运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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