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675279
正如第五章所述，英国在19世纪中叶成功扭转了银行业的不稳定结构和安全网保护，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范例。诸多因素，包括苏格兰模式展示的稳定性、英格兰模式展示的不稳定性、公开审慎的议会流程以及媒体对英格兰银行政策失误的披露等，共同促成了政策的转变，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故事给民主政体中改革的支持者带来了希望。
1703675280
1703675281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述，英格兰银行之所以能成为政策改革的发起者，部分原因在于之前的政治均衡已经发生变化。1858年改革英格兰银行的贴现政策，并不是因为击败了主导联盟，而是因为国家、英格兰银行和新设立银行间的博弈形势在之前已经发生了变化。
1703675282
1703675283
美国历史上也有货币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情形，有人说这些变化部分是由政治企业家推动的结果。政策推出时点往往和危机有关。如果不是内战带来的紧迫财政压力导致以政府债券支持银行纸币发行极具诱惑，财政部长蔡斯希望建立全国性银行体系的愿望可能很难实现。全国性银行体系维持了数十年。但是，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述，尽管新体系颇具创新，但这一改革并没有威胁到既有的农业民粹主义和单体银行家联盟；它仅仅改变了租金分配的形式，使联邦政府也分到了一杯羹。
1703675284
1703675285
其他一些企业家推动的例子还包括银行家的行动参与，比如詹尼尼（A.P.Giannini）和麦科尔(Hugh McColl)抓住银行萧条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成为消除设立分行障碍的先行者。詹尼尼是20世纪初期银行分支机构设立的倡导者。他最初尝试扩张银行的分支机构网络，进而形成美洲银行，但遭到单体银行家的阻挠，后者贿赂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监管者。农业萧条时期，挣扎中的单体银行不得不改变态度，期望詹尼尼收购银行，机会得以到来。15类似的，麦科尔作为北卡罗来纳国民银行（North Carolina’s NationsBank）的管理者，利用20世纪80年代的银行萧条，成功说服监管者放松设置分行的限制，允许其进入新地区。作为交换，麦科尔吸收了一些本应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埋单的亏损。
1703675286
1703675287
这些企业家确实推动了变革，但如果认为詹尼尼和麦科尔的成功意味着私人企业家可以通过努力抵抗政治家的反对，就有些夸大其词。相反，他们的成功反映了隐含的政治联盟发生了变化：面临倒闭风险的单体银行家和面临银行信贷崩溃风险的银行借款人们，经历了心态的巨大转变，从反对银行设立分支机构转为支持。就像英国1857年后的改革一样，成功设立分行反映了政治气候向有利方向的转变，而不是企业家意愿的强烈推动。
1703675288
1703675289
汉密尔顿政治机会窗口的最佳示例是他在1791年设立美国银行，在1816年设立美国第二银行。然而，这些行动不仅体现了有利环境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政治企业家的局限性。美国第一银行的批准源自当时美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但1811年该行没能得到续批。美国第二银行的设立同样是因为国家的财政困难——1812年战争的惨败——只是它同样没能通过1832年的续批。这些案例表明汉密尔顿希望实现的政策转变的成本也许并没有那么高。如果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联盟能够从推翻某个政策中获得高额收益，那么他们迟早会找到方法。
1703675290
1703675291
在一个民主政体内，要达成有效的银行业改革，仅有美好想法和机会窗口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是让美好想法持续获得民意支持。说来容易做来难。既得利益团体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结成权势联盟，隐瞒、扰乱投票公众的视线，导致美好想法很难占上风。即使胜出，既得利益联盟也会不断寻找机会推翻它。
1703675292
1703675293
但这并不是说，美好的想法会一直失败。有时，一些长期被忽略了的美好想法，会因为偶然的政治环境或因忽略所导致的恶劣后果，而得到公众持续支持，最终获得胜利。第五章提及的英国撒切尔改革，就是一个明显的示例：不良的政策选择导致增长疲软、通胀居高，选民要求开辟新的路径，并最终达成了大部分诉求。
1703675294
1703675295
撒切尔的改革理念包括工厂私有化、消除对金融市场竞争的约束以及削减政府开支等。当然，银行监管改革的细节比上述理念更为复杂。不良金融监管政策的后果不会马上显现（有时甚至潜伏多年）。不仅因为银行业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而且，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为了不让广大选民看清真实情况，会将之变得更加复杂，比如美国对房地产金融补贴政策的修补，或巴塞尔对银行资本标准的无尽复杂性。
1703675296
1703675297
公众是否可以依赖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如媒体或学术界）来理清诸多复杂改革建议的有效性呢？利益不相关机构很难被识别。16如果回报足够丰厚，总能找到反对任何一种观点的专家——诚实的或不诚实的。事实上，如果被既得利益者选择性地利用，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判断上诚实但错误的观点，与被收买的伪装观点同样有害。卡特·格拉斯坚信“真实票据论”，反对银行参与证券市场。为了限制银行的证券交易，他愿意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比如存款保险制度）。类似的，保罗·沃尔克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反对商业银行参与证券交易。没有人会说，这两人在不诚实地鼓吹自己的立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支持格拉斯的“真实票据论”了，也很少有学者或独立专家认为沃尔克规则是一个合意的监管改革。
1703675298
1703675299
那么大众媒体呢？他们可以引导可信的监管改革工作吗？媒体中几乎没有真正的金融专家：如果你是金融奇才，当记者恐怕没有当银行家赚得多。因此即便最顶尖媒体的记者，也只能对金融改革做肤浅分析。此外，所有国家的记者，包括美国的记者，通常会因政治立场而在报道中持有偏见。17专家的稀缺以及记者的政治偏见使公众很难依赖媒体来理顺复杂的论证。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只有能用简单语言传达的改革想法才有可能被广大公众理解，但不一定获得大众支持。因此，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界定和实施有益的银行业政策就更加困难。
1703675300
1703675301
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将我们对现实的直白评论，对政治世界的嘲讽，以及对银行监管改革诸多难题的叙述，误解为愤世嫉俗或绝望无助。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像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做的，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家们有时能够通过利益改变博弈参与者的观点。那些希望改进世界（包括银行体系）的人，必须首先清晰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分配格局以及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所能得到的利益。消极地假设其他所有可能的政治博弈已经被考虑并否决，都于事无益。就像萧伯纳所说的：“明智的人会去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进步总是由不明智的人推动的。”18民主政体中有益的改革需要有知识的、顽固的“不明智的人”。
1703675302
1703675303
1703675304
1703675305
1703675307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注释
1703675308
1703675309
第一章
1703675310
1703675311
［1］本书将银行业危机界定为系统性偿付危机或系统性流动性危机。一些危机，如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国1837年、1839年、1857年、1861年、20世纪20年代、1930—1933年，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导致大量银行资不抵债，而不仅仅是银行经历严重支付压力时的流动性紧张。何种范围和程度的资不抵债才能构成危机，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定义，但一般而言，银行偿付危机的一个实用定义是，当银行负净值或政府救助成本超过GDP的某个关键百分比。这一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对近代银行业危机的研究中，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如Caprio and Klingebiel，2003；Laeven and Valencia，2012）。第二类银行危机是系统性的流动性中断（如广泛的银行挤兑），但不至于出现银行严重资不抵债或代价高昂的政府救助性干预。例如，Calomiris and Gorton（1991）将美国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1896年和1907年银行业恐慌归为系统性和重要的流动性冲击，即使这些冲击并未造成很大程度的银行资不抵债。相比于一些文献中使用的“金融危机”概念（如Reinhart and Rogoff，2009），上述定义的范围都更为限定，在此类“金融危机”定义中，单一大型银行的破产等负面事件都被认为是危机的证据。如果援引这些更为宽泛的标准，全球银行体系将显得更易遭受危机。
1703675312
1703675313
［2］本文的分析不包括前共产主义国家和现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国营银行体系并不配置信贷，而仅仅是一个记账体系，反映国家控制下的投资分配情况。在这样的体系下，银行危机的概念不具有实际的分析意义。前共产主义国家常常经历危机。若将其包括在本书数据集中，则世界上易发生危机的国家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此外，本研究也没有包括那些在1990—2010年吸收存款银行的私人部门信贷/GDP数据库中没有上报至少14个观测数据的国家。换言之，为了减少测算误差，我们选取的国家均在1990—2010年间上报了2/3以上的观测数据。之所以选择1990—2010年这一区间，是因为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中缺乏1990年之前的数据，特别是非富裕国家的数据。我们参考了Laeven and Valencia（2012）关于银行业危机的数据，将该文中的“系统性”风险和“临界”风险纳入本书对危机的定义。同时，本书对该文数据进行了更新，增加了2013年塞浦路斯的案例。
1703675314
1703675315
［3］参见Gerschenkron (1962)，Cameron et al.(1967)，Sylla(1975，2008)，North and Weingast(1989)，Neal(1990)，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Rousseau and Wachtel(1998)，Rousseau(2003)，Rousseau and Sylla(2003，2004)。
1703675316
1703675317
［4］King and Levine（1993），Levin and Zervos（1998），Taylor（1998），以及Beck、Levine and Loayza（2000）使用创新性的统计方法识别跨国形态。其后，一些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包括Rajan and Zingales（1998），Wurgler（2000），Cetorelli and Gamberra（2001），Fisman and Love（2004）以及Beck et al.（2008），关注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国家的发展，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金融推动增长。一些关注研究国内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也得出了大致类似的结论，如Jayaratne and Strahan（1996），Black and Strahan（2002），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4），Cetorelli and Strahan（2006），Dehejia and Lleras-Muney（2007）以及Correa（2008）。这些研究基于以下文献的理论性和描述性洞见：Goldschmidt（1933），Gurley and Shaw（1960），Gurley、Patrick and Shaw（1965），Goldsmith（1969），Shaw（1973），McKinnon（1973）以及Fry（1988）。
1703675318
1703675319
［5］人们也许会认为，根据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划分来界定一国信贷充足的标准，在此标准下会看到大量信贷充足且很少发生危机的国家。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对信贷充足国家做如下界定，即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占GDP比重至少比该国所处的世行收入分类组别中的均值高1个标准值，那么有多少国家自1970年以来没有经历过银行危机呢？答案是只有三个。
1703675320
1703675321
［6］参见Laeven and Valencia(2012)，第17页。
1703675322
1703675323
［7］参见Calomiris and Powell(2001)，Cull、Senbet and Sorge(2005)，Demirg-Kunt and Detragiache(2002)，Demirg-Kunt and Huizinga(2004)，Demirg-Kunt and Kane(2002)，Calomiris and Wilson(2004)，Barth、Caprio and Levine(2006),Chapter 4;Haber(2008a);Calomiris(2011a)。
1703675324
1703675325
［8］参见Schularick and Taylor（2012）。理论上，监管可以取代股东和存款人的监控，但实际证据是，监管者会受制于政治压力而不作为（Brown and Dinc，2005;Barth、Caprio and Levine，2006,第五章)。因此，随着银行家在资产质量恶化后仍发放贷款，损失增大。无可避免的是，未暴露的坏账（称为“长青贷款”）总量扩大，以至于整个银行体系受到完全坍塌的威胁，此时监管者最终被迫介入。然而此时，坏账总量已相当之高。这意味着相比于股东和储户约束银行家的体制，清理这些问题银行的成本将大为增加，银行危机后的经济衰退也更加严重。信贷不仅收缩，还收缩得非常快速。此外，政府还必须为救助银行引发的财政失衡寻求解决办法，这意味着压缩开支，提高赋税，提高央行利率以防范对本币的抛售。因此，与金融危机相关的衰退总无疑比其他衰退更为深远(Jordà、Schularick and Taylor，2012)。
1703675326
1703675327
［9］本书的研究路径基于以下学者的经典作品，包括Olson（1965）、Stigler（1971）、Krueger（1974），以及其他认为政府政策反映了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冲突的学者。本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点研究掌控银行政策的利益伙伴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伙伴关系往往可以跨越意识形态和党派的界限。
1703675328
[
上一页 ]
[ :1.7036752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