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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行也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包括同业。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可放贷资金来源在金额上往往不如储户重要。更重要的是，不管债务源自何处，始终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即银行的高杠杆率。银行的杠杆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自古希腊开始，银行便用债务融资方式来获取资金，而不是通过股权融资。有大量的经济学理论文献研究银行对短期债务融资的依赖，核心观点在于，银行筹资来源方对银行行为缺乏信息和控制，而这都是可行的股权融资的必要条件（D.Diamond，1984；Calomiris and Kah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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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缓冲使银行可以同时降低资产的总体风险水平和流动性风险水平（因为现金可用于支付储户存款的提取）。更高的现金资产比例意味着银行在高风险贷款价值减损时对储户的违约概率更低。例如，假设某银行有80美元贷款资产和20美元现金资产，而其资金来源是90美元存款和10美元股权资本或净资产。负面冲击导致贷款价值下跌11%，这并不会导致银行资不抵债：贷款跌价11%后，银行净资产为1.20美元。但如果银行有100美元贷款资产，则11%的负面冲击会导致银行资不抵债：净资产为-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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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技术上讲，银行内部人向少数股东（外部股权投资者）提供“现金流权利”（分享利润的权利），但内部人拥有全部或绝大多数的“控制权”（银行运营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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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美国，银行内部人分为两类：经理人和董事会成员。理论上，经理人向董事会汇报，董事会是少数股东的代表。实际情况是，董事会常常被经理人控制。有大量关于公司治理的文献，研究股东和“老谋深算”的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经理人可能在与股东利益冲突中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包括不充分利用债务资金、风险偏好过低、不尽职等）。在美国和其他类似经济体中，少数股东受到保护，免受公司资产管理方面的欺诈损害（例如，将公司财产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给由管理层控制的公司——通常称为“利益输送”），这是公司治理中的主要代理问题。在发展中经济体，对少数股东保护不足，针对欺诈性转让的法律覆盖面不广或执行不严，经理人通常是公司中具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往往来自最初创办银行并继续控制银行的家族。因此，公司治理的失败导致了利益输送和其他欺诈性行为：主要股东身兼经理人岗位，从公司窃取财富，把小股东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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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就是为什么在无限责任制的合伙人制度中合伙人的数量受到限制，为什么要制定与合伙人相关的复杂协议和条款，以及为什么合伙人之间会有代价高昂的相互监督。社交网络能为相互监督提供便利，这也解释了为何有些人对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的会员身份如此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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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股东的责任仅限于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额。在双倍或三倍责任体系中，股东的责任仅限于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额的两倍或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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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并不是说有限责任是银行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少数股东所面临的风险极小，那么他们可能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进行投资。然而通常来说，除非责任是有限的，否则外部投资者不愿意投资。而且，有限责任的大小并不一定直接和股东投资的数额挂钩。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有限责任制各不相同。例如，在双倍或三倍责任体系中，股东的责任被限定在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额的两倍或三倍。在有些体系下，持有股份时间越长，责任越有限。在有些体系下，和美国的现行制度类似，责任和投资额严格对等。总体来说，银行的股权结构都设置了有限的股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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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储户和少数股东获得不同的风险补偿。储户因此进退两难：他们需要银行以便进行支付，但他们可能被迫接受负的实际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储户减少存款额至日常支付所必需的余额，从而降低风险。本章后文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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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政府也不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政府工作的实际开展依赖众多官僚，而他们的利益很少等同于国家财富的最大化，或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事实上，官僚们出于自私的目标，也许会制定高成本却无效的监管规定，以从市场参与者中获取旨在放松监管的贿赂（Barth、Caprio and Levine，2006）。尽管复杂和低效的监管体系对银行体系几乎没有帮助，又给社会带来巨大成本，但是，当权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监管体系，可能因为贫穷或威权政府的当权者可以借此向其在官僚阶层的盟友提供持续的资源。特别是通过建立监管，官僚阶层能够获得政府集中批准发放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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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Calomiris and Kah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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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们并不是说存款保险制度必然导致银行风险增加，或纳税人损失。在理论上，存款保险体系可以设计为杜绝上述两个后果的发生。例如，美国三个州，印第安纳、俄亥俄、艾奥瓦，过去曾实行自我出资的存款保险制度，事实上增加了银行稳定性（Calomiri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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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正如Riker（1982，第5页）所说，“选举……不等于民主国家。只有有助于大众选择的选举才是民主。这就排除了寡头政治、共产主义或军事专政中的选举，那种选举只是被迫接受……选举要成为民主的形式，必须辅以大量制度安排，如政治政党、自由言论，从而将选举活动变为真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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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威权国家存在存款人财富被掠夺的风险，这也成为契约密集型货币（contract-intensive money）这一概念的基础，契约密集型货币是Clague et al.（1999）提出的衡量一国财产权质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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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Akerlof and Romer（1993）；La Porta et al.（1997，1998）;Rajan and Zingales （1998）; Johnson et al.（2000a）;Johnson et al.（2000b）;Laeven（2001）;Bae,Kang,and Kim（2002）;Mitton（2002）;Habyarimana（2010）;La Porta,López-de-Silanes,and Zamarrip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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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Cull、Haber and Imai(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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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果威权统治者允许私人银行提供不受监管的存款服务，则无法收取巨额的通胀税。这样的存款服务使公众获得了其他可选的保存财富的方式，而又不会持续遭受损失。因此，基于通胀税之上的银行政府伙伴关系要求政府行使监管权，以控制银行运营，特别是管理各类存款利率，以及规定必须有存于央行的存款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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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里使用的词是“困难”，而非“不可能”。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从不认为所有少数派的权利都必然得到尊重。如果少数群体无法找到利用否决门的途径，则其权利可能受到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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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Riker（1982），特别参见第9—11页、第245页、第248—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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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Riker（1982），特别参见第11页、第14页、第238页、第245页、第247页、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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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并不是说裙带资本主义在自由民主国家从不存在，但选民可以更换当选政治家，以结束裙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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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然而，如果生产率下降过大，则可能导致民众批评，导致私有化和银行自由化的趋势。第五章将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英国就发生了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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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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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2011年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的首批行动之一便是创立索马里中央银行，参见索马里中央银行（2011）。对于索马里政府仍然存在的缺陷，参见McGroat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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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哥斯达黎加的例子参见Horvik and Aas（1981）。科威特没有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销售税和增值税。但科威特有企业所得税，这是由于外国石油公司希望在母国获得针对其向科威特政府缴纳油款的税收抵免的需要。科威特公民缴纳的税款仅限于石油消费税，以及对进口商品征收的4%的关税（食品免于征收）。这些税款通常不足政府财政收入的3%。几乎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源于石油生产。参见Baker（1986，第14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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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arber（2000）讨论了荷兰战争、财政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性，包括对所谓郁金香狂热的怀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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