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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North and Weingast（1989），Barzel and Kiser（2002），Stasavage（2003）。文献综述可参见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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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Drelichman(2013)，Munr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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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哈布斯堡王朝的创新建立在早期意大利各城邦债务管理的成功案例基础上。威尼斯的案例说明了主权国家能从可靠偿付中获得收益，当时的统治者甚至向外国人（热那亚人）承诺并履行按时偿付义务（Pezzolo，2013）。在米兰公国的发展中，债务创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de Luca，2013）。同样，中世纪晚期的教皇债务是长期的，并且享有稳定、无歧视和可靠的税款支撑的美誉，直至拿破仑战争毁灭了教皇统治的财政基础（Caselli，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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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Drelichman and Voth(2008，2010，2011a，b)；Drelichma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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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Gelderblom and Jonk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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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North and Weingast(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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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Stasavage(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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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orth and Weingast（1989）所强调的财政改革，其最合适的描述或许是对国内公共财政长期持续的改进（尤其是1643年的消费税，以及1660—1688年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取消包税制、增加对纳税的激励，以及征税效率的提升）。更多细节，可参见Coffman（2013），Coffman、Leonard and Neal（2013）。Murphy（2009）也表明，17世纪90年代后，由于推出了广泛持有的彩票和其他国债，公众对增税以偿还债务的支持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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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Lockhart(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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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Flandreau (2003)；Flandreau and Flores(2009)；Flandreau et al.(2010，2013)；Ferguson(1998a，b)；Strouse(1999)；DeLong(1991)；Ramirez(1995)；Pak(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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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Marsili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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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Marsili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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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最初在1600年得到特许，在1698年再次得到的特许允许外资持股，从而拓宽了该公司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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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Quinn（2008），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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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Neal(1990)，Veld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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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见Santaros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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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票据便利了资金的全球流动，从而成为资本流动和投机的工具，而不仅限于贸易的便利化。18世纪之前，欧洲大多数地方的利率基本趋同。参见Neal（1990），第7页；Jobst and Nogues-Marc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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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参见Quinn（1997），Neal and Quin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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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Quinn and Roberds(2009，2010)；Quin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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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纸币最初在阿姆斯特丹的使用居然是作为一种控制通胀的方式，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从约翰·劳发行纸币来提升其密西西比公司股价开始，西方政府很快发现了如何将发行纸币的能力（包括直接由政府发行或由政府特许银行发行的纸币）转化为一项新的财政工具——通胀税。通胀税强迫人们承受其现金形式的财富的贬值，而政府和其特许银行却从中获益。19世纪以来，通胀税成为众多国家政府筹资的重要手段——本书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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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Morris（2011），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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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有关民主和兵役征集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M.Levi（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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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关于选举权扩大和福利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相关文献，包括Lipset（1960），Moore(1966)，Lindert(1994，2004)，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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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Lindert(2004)，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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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关于德国案例的讨论，见Riesser(1911)、Gerschenkron(1962)、R.Tilly(1967)、Calomiris(1995)、Guinnane(2002)、Fohlin(2011)和本书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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