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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甚至在“一战”刚开始时，国际信贷市场崩溃引发的相关市场崩溃对英国银行体系也几乎没造成任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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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hillips and Wetherell(1995，第411页)研究表明，1832年改革是英国选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关于引发1832年法案的政治争议以及法案的影响，参见May(1896)、Trevelyan(1922)、Thorne(1986)、Evans(1983)和Crago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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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Neal(1998)，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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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Acworth(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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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当时关于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恢复兑换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Thornton(1802)。关于这个话题的更近的评论，参见Hayek（1978），哈耶克的评论也是建立在桑顿的观点之上。另可参见增加了评论内容后再版的《1810年黄金报告》，Cannan(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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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生产率提升，这多少抵消了由于回归金本位所导致的调整成本。虽然黄金的英镑价格已恢复到之前水平，贸易商品的价格也跌至调整前的水平附近，但工资和其他非贸易商品的价格仍然高于之前的水平（据估计，名义工资在1821年比1793年高出约20%，参见Gayer、Rostow and Schwartz，1975，第1章，第54页、第167页)。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Ricardo-Viner-Harrod-Balassa-Samuelson效应，这一命名是为了纪念提出这一效应的多位经济学家。该现象反映了在英国暂别金本位时期，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相比其他国家获得了正的相对增长（即英国工业革命对生产率的正面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获得较高增长，则该国的非贸易品（包括工资）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也会出现增长。这意味着在回归英镑与黄金可兑换的情况下，工资和非贸易品价格并不一定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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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格兰银行国债资产的下降，同时反映了政府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的能力，以及政府财政赤字的缩小。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也反映在国债收益率的走低上。参见Neal(1998)，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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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按照时间顺序对这些改革措施的详细回顾，可参见Philippovich（1911），第183—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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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rbuthnot在1858年的论述，转引自Schuster(1923)，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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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King(1936),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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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ressnell（1956）认为，乡村银行参与的业务范围广泛，包括产业营运资本融资（第19—36页）、批发贸易融资（第47—56页、第357—365页）、农业融资（第344—355页），以及向运河、高速公路及其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和其他服务（第259—276页、第372—400页）。关于这一体系的局限性，参见Cameron（1967a），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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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King(1936),第xii—xiii页;Pressnell(1956),第75—104页、第116—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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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King（1936），第53页。然而，我们对英格兰银行贴现数据的观察显示，在1857年和1866年的大恐慌中，各票据的贴现率是不同的，因此，显然英格兰银行后来能够根据风险判断调整贴现率。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变化的起始日期以及价格差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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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金融危机在加速重大改革中的作用，参见Hoffman、Postel-Vinay and Rosenth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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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像所有金融危机一样，很难精确指出造成危机的各方责任，这一点尤其适用于1825年这样的全球危机。其中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从1822年开始，向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的高风险贷款急剧增长，1825年所有这些贷款都出现违约。英格兰银行是这场借贷盛宴的主角。当这些贷款问题开始显现，英格兰银行拒绝向伦敦票据市场中忙于抢夺资金的市场参与者提供流动性。参见Neal(1998)，第60—62页、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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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Neal(1998)，第65页、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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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危机还留下了其他教训，包括需要制定更有效的方式管理非银行机构的财务危机，需要扩大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使用，需要限制乡村银行发行小额银行券（没有经验的参与者更趋向于小额银行券交易，对于更高的违约风险，他们的识别和惩处能力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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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Neal(1998),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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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25年危机还使人们反思关于创立有限责任公司的严格限制。1720年《泡沫法》在1825年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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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28年，英格兰银行在曼彻斯特、格洛斯特、斯旺西、伯明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利兹设立分支机构。1829年，在艾克赛特、纽卡斯尔、赫尔和诺维奇加设分支机构。关于信贷市场效率的提高，参见Ziegler（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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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见Neal(1998)，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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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参见Pressnell(1956)，第179页。显然，乡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减少，至少部分归因于这一措施（Pressnell，1956，第158—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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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英格兰银行的委员会纪要表明，它在放弃特权方面并没有束手就擒。例如，在律师的建议下，英格兰银行行长多次致函财政大臣，阐述股份制银行进入伦敦市场会侵害英格兰银行的合法权益。在1833年8月6日的一封信中，行长写道：“若我们不向阁下直陈事实，是对阁下的不恭。我们深信，在本行本地专属权利范围内，不应批设吸收存款的银行，这有违国王陛下的政府与英格兰银行的契约，这一约定也一直得到阁下的认可。因此，本行董事对政府遵守约定笃信不疑”(Bank of England，1833年8月8日)。会议纪要还表明，这些声明无济于事。1833年英格兰银行行长和财政大臣的通信显示，议会对财政的制约会导致银行特许的重大改变。例如，财政大臣1833年7月3日写给行长的信中，特别提到双方先前商定的关于有限责任相关规定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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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英格兰银行三个月之内的票据贴现利率不再适用高利贷法的利率上限，对英格兰银行而言，高利贷法事实上被废止了。参见Andreades (1966)，第262—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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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Andreades(1966)，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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