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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43 [49]我们说英格兰银行的创新性方式,并不是说这是该行的独创或首创。E.White(2011)的研究表明,1882年,法兰西银行同样使用了类似的双层风险分担的技术安排,与法国各银行就支持巴黎交易所进行协调。1908年,墨西哥财政部长Jose Linantour采用了稍有差异的担保方式,协助墨西哥各银行在1907年恐慌后使银行贷款支持的债券在市场上流通。(Conant,1910,本书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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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45 [50]参见Clapham(1944),第2卷,第326—339页;Andreades(1966),第366—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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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47 [51]对“一战”爆发时的危机的详细描述,参见Roberts、Reading and Sken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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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49 [52]一些经济史学家批评英国银行业在“一战”之前过于保守的信贷政策,并将英国增长放缓归因于此。也有人认为经济放缓反映了大型经济体的增长逐渐放缓的自然趋势。关于这一争论,参见Collins(1995),特别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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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51 [53]更多细节,参见Sheppard(1971),Collin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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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53 [54]参见Billings and Capie(2007),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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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55 [55]参见Capie and Billings(2004),第69—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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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57 [56]参见Braggion、Dwarkasing and Moor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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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59 [57]参见Collins(2012),第58—59页、第214—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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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61 [58]参见Obstfeld and Taylor(2004);Calomiris(2005),第3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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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63 [59]参见Davis and Huttenback(1988),第48—49页;Davis and Gallman(2001),第70页;Calomiris(2005),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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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65 [60]参见O’Rourke and Williamson(2000),第209页。数据来源为Jones and Obstfeld(2001)的数据集,包括国内资本总和与资本账户(扣除黄金流动)。假设总的储蓄等于资本账户的金额和国内资本形成总和,国外净投资对国内储蓄的比率就等于资本账户金额(扣除黄金流动)除以国内资本形成总和与资本账户(扣除黄金流动)之和的比率。计算所使用的数据集,可参考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网站(www.nber.org/databases/jonesobst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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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67 [61]参见G.Jones(1993),第1页、第7—12页、第3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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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69 [62]参见M.Gilbert(1997),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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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71 [63]英国并不是在“一战”前几年实施宏大社会立法的唯一国家(德国这方面的举措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也不是扩大选举权的唯一国家(1907年奥地利也这样做过)。这一时期政治气候的特点就是社会动荡,大规模政治抗议,暴动、罢工,以及空前数量的政治暗杀或谋杀未遂,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所为。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反映了威权帝国的脆弱性。暗杀行动的目标包括1900年意大利国王;1901年美国总统;1902年比利时国王、俄国教育部长、俄国内务部长、保加利亚民众教育部长;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王后、总理和国防部长;1905年俄国大公和芬兰参议院检察官;1906年俄国总理和俄国杜马重要成员;1907年圣彼得堡省长和俄国军事总检察官;1908年奥匈州长和众多奥斯曼高级官员;1909年俄国秘密警察总长、英国的印度大臣副官、日本王子和前首相;1910年埃及总理、俄国总理、奥地利司法部部长以及众多英国和印度官员;1912年两位西班牙首相;1913年希腊国王和土耳其总理大臣;1914年奥匈帝国大公和他的妻子(这成为“一战”的导火线)。参见M.Gilbert(1997)书中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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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73 [64]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908—1916年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政府使英国进入对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最后加入“大战争”中。作为阿斯奎斯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带领舰队转换为以石油为燃料、全大枪装备的战舰(所谓的无畏舰),并指挥海军作战。直到1915年灾难性的加里波利战役后,丘吉尔才被解职。自那以后他被迫离开政府,获得了英国陆军中校的职位,带领苏格兰皇家第6禁卫队在西线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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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75 [65]参见M.Gilbert(1991),第146页。对于丘吉尔提倡公民权利,不可过分乐观,因为他的一句名言将其立场表露无遗:“对民主最好的反驳就是和普通选民进行五分钟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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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77 [66]1904年,丘吉尔离开托利党,和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自由党成员结盟,他们的政纲支持帝国实力、自由贸易和造福民众的社会政策。丘吉尔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南非经历第二次布尔战争时形成的。一开始丘吉尔是一名战地记者,后来是南非轻骑兵的军官。丘吉尔1900年从战场返回,并在众议院拥有了一个保守党席位。南非的经验让丘吉尔明白,战争所需的新科技(例如机关枪、有刺铁丝网、火力密集的榴弹炮)需要庞大的军队,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可怕后果。布尔战争开始时,所有参加南非战争的英国军队的人数为12000人。人数很快增加到280000人,其中有22000人死于战争。参见M.Gilbert(1997),第7—11页、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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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79 [67]参见M.Gilbert(1991),第143页;M.Gilbert(1997),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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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81 [68]参见M.Gilbert(1991),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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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83 [69]参见Roberts、Reading and Skene(2009);Collins(2012),第269—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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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85 [70]参见Moggridge(1972),第38页;Park(201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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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87 [71]参见Moggridge(1972),第163页;Park(2012),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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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89 [72]参见Grant(1937),Thomas(1978),Morton(1978),Winton(1982),Billings and Capie(2011),Park(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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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675691 [73]参见Billings and Capi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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