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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参见Calomiris(2000)，第4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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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参见Abrams and Settle(1993)，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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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参见Calomiris(1993b,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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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参见Abrams and Settle(1993)，第687—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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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参见Calomiris and White(1994)，Economides、Hubbard and Palia(1996)，Calomiris(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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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对此类证据的讨论，参见E.White(1986)；Benston(1989)；Kroszner and Rajan(1994)；Ramirez(1995，1999，2002)；Neal and White(2012)。E.White(1986)和Ramirez(2002)的研究表明，在证券承销被禁止之前，参与证券承销有利于银行的盈利和稳定。Kroszner and Rajan(1994)的研究显示，商业银行子公司承销债券的表现不逊于其他承销商。Benston(1989)提出，对证券承销的禁止并没有任何实证基础。1933年的承销禁令适用于全国银行和州银行中的联储成员银行。1935年禁令开始适用于所有的吸收存款机构。Ramirez(1995，1999)研究表明，银行客户获益于银行对证券市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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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参见Calomiris(2000)，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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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一些州的确允许州外银行控股公司在本州收购银行，但这些被收购的州内银行不得与州外银行共享后台运营。因此，到1975年，在这些州的银行资产中，仅有10%的资产属于跨州经营的银行控股公司。参见Morgan、Rime and Strahan(2004)，第1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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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参见Economides、Hubbard and Palia(1996)，Calomiris(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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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参见Calomiris and Mason(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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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参见Neal and White(2012)，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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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要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金融和相关的银行困境的历史，以及对这些新项目的述评，可参见Nourse、Davis and Black(1937)；Halcrow(1953)；Alston(1983，1984)；Alston、Grove and Wheelock(1994)；Calomiris(1992b)；Libecap(1998)；以及Fishback and Walli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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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对这些举措以及其他罗斯福新政救助项目的评述，参见Fishback and Wallis(2012)，Fishback、Rose and Snowde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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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数据源于美国国家统计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part 1,11,series A,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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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首个案例为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诉史密斯案，534 F.2d 921(D.C.Cir.1976)。要求判定“客户银行沟通终端”违反1927年《麦克法登法》（McFadden Act）。当试图阻碍该技术的努力失败后，单体银行家又提起诉讼，要求判定银行网点之外的自动取款机（如超市里的自动取款机）违反了《麦克法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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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图6.4的核心存款包括所有支票账户存款、其他短期和储蓄存款，不包括大额存款，因为一般而言，大额存款并不属于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核心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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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参见Greenspan(1988，第3—4页；1990，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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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相关例子可参见Barth、Bartholomew and Labich(1989)；Wheeloc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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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参见Calomiris Hubbard and Stock(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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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参见Horvitz(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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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参见Barth、Bartholomew and Labich(1989)；Brewer and Mondschean(1991，1992)；Brewer(1995)；A.Gilbert(1991，1994，1995)；Barth and Brumbaugh(1992)；Schwartz(1992)。如Gilbert所述，各联储区的借贷行为各不相同，联储向资不抵债银行的借贷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额损失，这一点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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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存款市场约束在纠正银行体系脆弱性方面的有效性，可参见Calomiris and Wilson(2004)以及Calomiris and Powell(2001)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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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请注意美国1979年后高利率导致的银行资不抵债问题与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银行危机（见第五章）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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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参见Barth、Bartholomew and Labich(1989)；Barth(1991)；Brewer and Mondschean(1991)；Brewer(1995)；Gilbert(1991，1994，1995)；Schwartz(1992)；L.J.Whit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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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40亿美元的预测参见Curry and Shibut(2000)。还可参见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96)。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使用事后现金损失衡量纳税人保护的成本不恰当，因为这没有考虑到纳税人在救助期间承担的风险，即真正的事前成本可能还要高很多。正如第一章所述，危机还会带来救助成本之外的经济成本。国会预算办公室(1992，第35页)的研究表明，储贷危机导致的GDP损失之和可能超过了5000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价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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