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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Ramsayer and Rosenbluth（1998），第二章至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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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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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IMF（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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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Allende政府任内及之前的金融抑制主要是由于五项政策造成的。首先，贷款利率上限导致银行面对的实际利率为负。第二，存款利率上限降低了居民存款的激励。第三，政府制定的贷款要求限定了贷款对象，强迫银行向支持当届政府的选区发放无利可图的贷款。第四，央行设定了较高的准备金要求，强迫银行将其资产中的一定比例无息地存入央行。最后，政府维持的高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加剧了利率上限、准备金要求以及定向贷款政策带来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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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只有一家银行没有被政府控制——Banco do Chile，这家银行仍然是智利最大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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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De la Cuadra and Valdes（1992），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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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有关智利的自由化的细节可以参见Diaz Alejandro（1985）; Edwards and Edwards（1991）; De la Cuadra and Valdes（1992）; 以及Beim and Calomiris（2001），第122—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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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Edwards（2010），第105页、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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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Barandiaran and Hernandez（1999）, 第6页；Martinez and Diaz（1996），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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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Barandiaran and Hernandez（1999），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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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参见Barandiaran and Hernandez（1999），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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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参见Barandiaran and Hernandez（1999），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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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在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受政府保护的净资产为零或为负的银行有强烈的动机借入外币，因为外币利率通常较低，在本国货币贬值风险上升的时候尤为如此。道德风险促使这种类型的借款，因为借入外币及本币贬值导致的资本损失将由纳税人承担。本币贬值会让银行危机的解决成本大大增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本币贬值与银行体系崩溃双重危机的解决成本比其他危机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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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在墨西哥，汇率制度遵循爬行钉住制而不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参见Barandiaran and Hernandez（1999），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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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参见Barandiaran and Hernandez（1999），第2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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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参见Barandiaran and Hernandez（1999），第45页、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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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参见Ramirez and Rosend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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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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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5年，伯克在英国国会中要求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他指出对美洲殖民地做出强硬回应的错误所在，认为这种回应在道义上和实践上都不合理。后来英国的战败证明他的观点具有先见之明。1781年，杰斐逊驳斥当时三种对海贝壳的某些地质和古生物观测的主流解释。在他看来，相比勉强接受三种牵强解释中最为合理的，敢于承认自身的无知（尚不存在对现象的合理解释）会使科学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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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个正式理论由Diamond and Dybvig（1983）提出，之后有许多衍生理论。最早的流动性风险理论不合理地将冲击来源归于外生消费需求。最新研究则将流动性冲击与违约风险联系。其中一个尤为创造性的理论来自Dang、Gorton and Holmstrom（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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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如，参见Freixas、Parigi and Roche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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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Minsky（1975），Kindleberger and Aliber（2011）。Dang、Gorton and Holmstrom（2012）的模型可在理性代理人和不对称信息下得到类似的周期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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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方面有很多文献，Boyd and De Nicoló (2005); Beck、Demirgü-Kunt and Levine (2006); Keeley (1990); Berger et al.(2004); Boyd and Runkle (1993); Boyd、De Nicoló and Smith (2004); Matutes and Vives (2000); Hellman、Murdock and Stiglitz(2000); O’Hara and Shaw (1990); Carletti and Hartman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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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Beck、Demirgü-Kunt and Levin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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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尽管详述这一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因为本书致力于描述世界是怎么样的，而非设想它可能是怎样的，我们还是指出一些监管改革理论的最新成就，它们考虑了改革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以及为应对挑战所设计的监管政策。这些文献强调稳健的金融政策改革源于监管政策的简单化（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这些规则以及监管者可以实施这些规则），监管政策实施的自觉性和透明度（以最小化政治的相机抉择），以及政府补贴成本的透明性（以增强问责）。这方面的文献包括：Barth、Caprio and Levine (2006，2012)；Demirgü-Kunt、Detragiache and Merrouche (即将出版)；Cihak、Demirgü-Kunt and Johnston (2012)；Calomiris (2009，2010a，2010b，2011a)；Calomiris and Herring (2012)；Calomiris and Powell (2001)；Calomiris、Heider and Hoerova (2013)；Acharya、、Adler and Richards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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