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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特定年份曾出现过美元危机。1978年，美元是如此疲软，以至于美国也要发行马克债和日元债来借钱，这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要承担他国货币风险的经历，而不是惯常的将货币风险分摊给他国承担。尽管美国名义上并未正式向IMF请求援助，但当时美国确实是从IMF那里借了价值3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和日元来支撑美元汇率，当时IMF认为美元衰弱无力，有些难堪其用。22但在大部分时候，美国都可充分吸引来自外国私营部门的资金，由此弥补其外部收支缺口并无难度。由于美国的债权人会纷纷将美元重新投回美国，因此对外收支赤字对于美国而言是“没有眼泪的赤字”。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曾如此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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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拥有核心货币的国家就可享受这样荒诞的优势处境：它的国际贷款从来不用还。因为付给国际债权人的钱还会回流到国内，就像是回力镖。由此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也就变成了小孩过家家般的游戏，在每一轮风波之后，赢家拿走的又重新分给了输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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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美元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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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上看，储备货币的持有者会在危机时刻将其迅速卖掉。美国的国债市场、股市与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都冠绝全球。中央银行和大型投资机构知道，它们在美国市场上卖掉几十亿美元的国债或票据，根本不会引起市场的波澜。最为关键的是，投资者信任美元市场。信任或许无声无形，但却是成就储备货币最为基础的条件。信任的培养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通过完善的规则和成熟的机构让投资者深信：市场不会被少数人操控，合约会得到公正的执行，产权会获得充分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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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经理将那么多的信任投给了美国到底是否正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毕竟美国曾于1971年和1973年在短短13个月内让美元两次贬值，而且如果美国国会提高政府借债上限，那么美国国债违约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2013年10月，当美国国债上限问题临近决断时，作为美国国债大投资者的中国和日本都公开表示了关切。某欧洲高级官员警告说，美国财政预算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危及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评级机构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在债务上限问题上的争斗“场面”损害了美国的信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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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还时不时冻结甚至没收“非友好政府”的资产。近期，伊朗、伊拉克和巴拿马都成了美国经济封锁的目标。诚如彼得·加博所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几乎在持续不断攫取其他国家的储备资产，但依然有那么多国家对美元储备资产趋之若鹜，这真是令人费解的现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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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安全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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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和海湾产油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些以万亿美元为单位的顺差接着又投入到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国资产中。这些顺差是由结构性原因造成的，即不是经济周期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必须通过某种形式回流到美国。为了巩固其金融吸引力，美国为憎恶风险的储备管理人提供了最高等级的担保——军事保护。谨慎的投资者大可放心，美国不像“冷战”时期的西德，遭受外部入侵的侵略性几乎为零。因此也不难想象，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一旦有苏联入侵或东欧动荡的风吹草动，投资者就会迅速抛售马克并转而投向作为避风港的美元。对于那些与美国交好的国家来说，政府可能会思忖，如果形势发生剧变，那么持有美元债权最多的国家更有望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这使得某些政府，尤其是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国家，愿意向美国支付“安保税”，具体方法就是放弃高回报投资机会而购买低息美国国债。一言以蔽之，储备持有者在投资美元时并不仅仅考虑财务回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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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obliges some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ose under the US military umbrella, to pay a“security tax”，buying US bonds with a lower yield than they could get elsewhere.In short, reserve holders are drawn to the dollar for reasons beyond the finan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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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湾地区的产油国而言，这种“安全—货币”对应关系尤为突出。除了2007年之后科威特放弃盯住美元汇率之外，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以下简称“海合会”）的成员国都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所有海合会国家都有美国军事基地。沙特阿拉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与美国结成了特殊关系。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仅次于加拿大。27作为回报，沙特阿拉伯每年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美式军火，由此也赋予了沙特阿拉伯官员接近美国高级决策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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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也在亚洲某些外汇储备管理机构考虑范围之内，日本、韩国都在美国外交和军事羽翼之下。尽管没有明说，但很难想象这些国家愿意看到因放弃美元而损害与美国的关系。这些国家充其量是在尝试有限的外汇储备多元化，日本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在本书中提到，日本曾在1998年公开威胁要抛售美元，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此后再无类似事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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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和美国国力的相互强化关系再次体现。由于美元的全球主导货币地位增强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货币自主权……将有利于抵御外部的政治和军事压力”。28因此各国对美元的支持强化了美元的安全保护伞，而这柄保护伞又反过来增强了美元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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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也要说明，美国必须妥善管理其公共财政状况来确保债权人对美元保持信心。随着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美国政府正寄望于所谓的“和平福利”来改善财政收支。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如果新的威胁出现，那么美国就有可能转而大幅增加军费。如果某一天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外国人可能也就不会如此热衷于美国的债券”。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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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互为表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主任亚当·波森（Adam Posen）对此颇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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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美国丧失储备货币主导权的问题，美国军事行动会变得更加昂贵。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军事行动出现失误，那么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就会削弱，由此将产生经济实力和安全状况不断受损的恶性循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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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理解，为何尽管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都被认为是遭遇了挫败，但美元的吸引力依然未减，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未见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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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亚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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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积累主要源于贸易顺差，这与该地区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这种模式起源于日本，亚洲国家普遍喜欢投资多于消费，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百般支持。这就要求中央银行通过购买美元干预外汇市场来有意压低本国的汇率，中央银行购买的美元随后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中。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地区的政府更有了积累外汇储备的意愿。当年外来资本急剧外逃，这导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不得不放下身段请求IMF救援。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使得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黯然下台，也使得亚洲各国整整一代政策制定者都心有余悸，亚洲各国政府誓言不会再让屈辱求人的景象重演。因此亚洲各国开始纷纷增加外汇储备作为自保手段，其外汇储备规模常常远远超过支付进口和清偿短期外债所需。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将这种现象称为“过度储蓄”，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主要还是美元，这压低了美国的借款利率，导致美国借贷和投资过度增长，并最终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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