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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要求一系列市场导向的经济金融改革与之配套，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正在给中国国内政治带来实质性改变。某些欧洲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将在中国内部制造赢家和输家。国有银行、国有工业企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都会在本土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受损，而受益的则是中国家庭部门和私人部门，中小企业融资将变得相对容易。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银行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力都将大大增强，其政策的独立性也将得到明显加强，所以也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配套改革的赢家。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扮演“决定性作用”，对应在金融货币领域则是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金融抑制的逐步松缓将减少国有金融体系和国有银行对私营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剥夺，存贷利差将趋于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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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所有上述改革都将降低民众肩上的实际负担，并让家庭部门在经济大饼的分配上占有更大的份额。中国由此转向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体，而不再偏向出口和投资。不断升高的实际生活水平，体现在绿水青山和更少的雾霾，体现在更多假期和更短的劳动时间，体现在更公平完善的法治体系，体现在相对于房价和物价而言更体面的工资收入。而这些缓慢却深刻的改变都将有利于提升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有利于巩固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此背景之下，人民币的国际化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有利于巩固而不是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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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从多个不同方面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货币输出需要依靠资本项目下的逆差或者经常项目下的逆差，前者表现为中国大幅扩大对外投资，后者表现为中国快速增加购买别国的商品和服务。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将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坚定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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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意味着中国政府将获得更多更有效的经济杠杆以影响贸易伙伴们的外交政策。尽管坚持“不干预内政”的对外政策原则，但是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政府并不排斥利用其经贸或者援助手段影响对方的政策选择和判断。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并且是17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许多经济体，从巴西、阿根廷、南非、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出口者，到韩国这样的制造业出口者，其经济都与中国的需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一旦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那么中国在众多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谈判地位将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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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主要依靠扩大对外资本输出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在当前每年千亿美元规模的基础上持续高速增长，才能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把货币输出到世界各地。到2014年为止，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政府通过多个平行而互补的框架来构思和规划中国的资本输出大计，包括金砖国家体系、“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印中孟缅通道、中巴战略经济走廊、泛亚铁路等等。在一个缺乏有效治理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大规模的对外投资要求有能力保护散布在全球各地的产权、债权和人员安全，这种保护能力对于中国外交和综合实力的投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何种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导，当资本从先进国家流向发展中地区的时候，硬实力总会在不远处如影随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更迭或者宏观经济政策失败而出现违约或者将外国投资宣布国有化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控制政治风险的各类举措多少都会对中国的“不干预内政”的外交传统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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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固然会给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带来新的手段和目标，但是最大的挑战和冲击恐怕还是在中美关系。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性意义不仅仅是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便利，也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种新的融资货币或者储值途径，它最根本的含义还在于重塑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将会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止步于当前的4万亿美元，并且从此以后可能持续下降；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不再转变为对美、日、欧政府的低息债权，而是会转变成中国在国内或者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以及本国民众的消费；中国通过美元铸币税的形式向美国输送利益的时代将终结，甚至可能反过来在国际人民币体系中征收一部分铸币税。中国与美国之间将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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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人民币全球支付体系的建立，也将侵蚀甚至瓦解美元的独特地位为美国政府带来的权力优势。由于到目前为止，国际支付体系都是以美元为基础的，而美元是由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掌控的，这是典型的公器私用的局面。所以，美国财政部发现他们可以用非常低廉的成本有效地制裁任何一家银行乃至企业，不论是用以截断恐怖分子的财源，还是为了阻断伊朗等国的武器贸易，甚至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精英们施加制裁，美元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元的国际支付与信用体系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运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对此暗暗忌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币国际化计划一旦推出便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未来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当美国再次利用美元信用体系惩罚某个小国的时候，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因为后者可以转而利用国际人民币支付体系。届时，国际化的人民币必然会被视为“国际规制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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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笔者的座谈和问卷调研来看，到2014年为止，美国的主流意见仍是乐见人民币国际化，他们相信这会迫使中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由此，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被美国人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尤其是有利于减小美国贸易逆差。这样一种态度显示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领袖的谬见和迟钝，除了财政部、美联储和华尔街之外，其他部门和大众媒体对于诸如货币金融和全球市场这样抽象复杂的议题缺乏深入和完整的理解。他们不理解所谓的美国贸易逆差其实是对他国的一种剥夺，因为美国只需要印一张纸片就可以换取别人的劳动和资源。当哪一天美元的“过度特权”面临真正侵蚀和挑战的时候，上述的天真态度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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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作用因素之外，人民币国际化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还将受到两国各自国内政治事态发展的影响。在中国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推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道路究竟以何种速度、何种力度、何种广度来改变中国，将是一个最重大变量。而在美国方面，最显著的不确定性在于未来一个时期内哪个政党将赢得美国政治的主导地位。民主党阵营中，由于工会和制造业部门是其重要选民基础，他们乐见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和美元汇率的贬值；共和党对于华尔街和消费者的利益似乎更加敏感，而这些阵营的利益更加依赖于美元霸权。所以相比较而言，一个面对通货膨胀上升周期的共和党政府估计很难对人民币国际化持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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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以上不确定性的理解，对于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我们至少可以想象有三种可能场景：一是以美国和中国为两极的竞争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两国的货币既是竞争手段也是竞争目标。二是以中、美、欧三极或者加上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多极化体系，全球经济将比21世纪初更加平衡，而且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将使任何一方都无法不受惩罚地依靠货币霸权为其逆差和财政赤字买单。三是假如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失败，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并没有带来富足繁荣而是投机泡沫和资本外逃，最终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动荡之中。这意味着美国和美元的全球霸权可以继续维持直到类似印度这样的下一代大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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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上述三种场景都有其可能性，但是唯一令中国新领导层向往的是第二种。习近平总书记提议在中、美、俄乃至其他大国之间践行“新型大国关系”准则，这一方面是在凸显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在努力避免重蹈当年德国、日本和苏联的覆辙。也正是因为预见到上述另外两种不利场景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影响颇为慎重，最重要的是避免被美国的政治和金融精英视为挑战或瓦解美元霸权。正是由于这种顾虑，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在正式文件中提及“人民币国际化”，而是使用更加中性、模糊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与“资本项目放开”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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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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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0年间，为了让中国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出口增长，中国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自主权，通过人民币锚定美元的汇率政策，把自己的货币政策外包给了美联储。这导致本国居民的福利损失以及对全球消费者和国际资本的补贴，尤其是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补贴。事实上，这是中国通过维持一个对美元的稳定而偏低的汇率水平，来换取和平、繁荣以及工业化的机会，其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中国把全世界的制造业重心争夺到手，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快速的崛起；但是其代价也非常巨大，而且通过财政和货币的各类复杂机制分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由私人部门和家庭部门去承担，最终导致日益上升的社会不满和政治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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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家战略，标志着整体治国理念和逻辑的转变。它的成功要求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包括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让市场在人民币的利率和汇率水平的确定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上述改革将实质性改造中国发展模式，如果得以顺利实施，它们将使中国国民肩负的实际税负水平大幅下降，从而有助于降低本土的政治紧张程度。同某些西方学者一厢情愿的观点相反，人民币国际化所伴随的改革和利益再分配，有助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而不一定引发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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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格局下，中国对美元为基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推进而逐步下降。其结果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性趋于上升，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人民币和美元构成的两极或者加上欧元的三极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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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7 亚洲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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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百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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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new shape of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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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uriko Ko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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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的崛起，或许成为当今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家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角色的讨论也必须以此为背景。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在十年前，中国的影响还相当有限，但是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足以使其影响辐射至世界各个地方，在非洲尤其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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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日本结束对中国的官方开发援助（ODA）之后，中国加速了在非洲的行动——这并非因为对资源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对非洲的介入给日本带来了挑战。自1993年开始，日本每五年都要与他方联合举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这一会议不仅对非洲的经济发展需求进行讨论并加以传播，而且还会设定投资与贸易关系的共同标准。与此同时，中国自2000年开始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在2012年7月的会议上，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将在未来三年为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138并强调要建立新兴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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