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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浮动利率体系，对央行及其货币政策的严重依赖也未必会一成不变。1937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eidrich von Hayek）就认为浮动利率最终会导致严重破坏稳定的资本流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浮动汇率稍为乐观，但是仍将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咎于央行错误的货币供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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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德国和法国从未放弃对固定汇率的坚持。他们在1999年创造了欧元，当然，和全球体系一样，欧元区也面临着盈余国和赤字国之间的调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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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频繁出现，其强度也日趋提高，这说明，这种（浮动）体系的代价或许已经超出了其有益之处。”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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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的确还在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竟之业”。全球经济的变化或许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旧的智识对我们造成的束缚。实际上，笔者感觉到，全球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行，会加快我们对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讨论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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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中，约2/3的全球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例还不到1/4。在过去十年，发达经济体对发展经济体的出口占发达国家总出口的比例从25%增加到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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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持有近70%的全球货币储备，今天，占有70%的是发展中国家。当然，在如何保持持续增长和促进生产力方面，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自身挑战。今日超常规货币政策的最终退出也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值，量化宽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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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结构改革的关键在于，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当年G7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建立的用于管理浮动汇率世界的那些规范，必然不会为其他主要国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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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变正在与全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摆脱大衰退的复苏过程同步进行。前所未有的危机引发了全球央行的非常规反应：他们利用货币政策来争取时间，控制尾部风险。这样做的结果是，货币政策已经进入一片未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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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precedented crisis evoked an extraordinary response from central banks：monetary policy has been used to buy time and limit tail risks.As a result, monetary policies are in uncharted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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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出现，国内政策是主要原因。此类货币政策全部作用于本国货币，有别于试图影响外汇汇率的干预政策。但是这两者间的界限很模糊。例如，对竞争性货币贬值的焦虑已经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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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埋下更多冲击的祸患，那么全球货币体系的管理者们将面对更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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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和IMF的条款对导致不公平贸易问题的汇率操纵提出了多方面的判断标准，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实际上也对此都认同。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各经济体不得以汇率方面的行动来“破坏”开放贸易的协定，当然，世贸组织需要遵从IMF对此作出的评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第四条要求各经济体：“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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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条款一直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是，IMF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至少需要讨论，依照这些他们都认可的条款，他们应当怎么行事。两大组织的负责人，尤其是IMF的负责人不应当放弃强调这些问题的责任，因为这些问题是解决失衡这一“未竟之业”的基础所在。对此的漠视可能会使贸易体系陷入危险之境，也可能阻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这些问题是未来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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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转型，应对大萧条的措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不确定影响，以及竞争性贬值争论的崛起等都可能引发问题，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们需要对此有所预见。如果多边主义失败，单边主义就可能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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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新事业”也需要从我们继承的体系出发。我相信，在未来数年中，美元仍将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过去十年，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70%滑落，但一直稳定在60%左右。欧元的份额受欧元区的问题影响出现了滑落，目前，发展经济体的储备金中欧元占24%，相比于2009年的31%，这一数字出现了明显下降。瑞士、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货币的吸引力一度增加，但是它们的市场规模有限，且已受到了周期条件影响。日元和英镑会继续扮演温和角色。特别提款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仅有3%，无法在私人的交易、进销存以及借贷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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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中国能按照其领导人一再承诺的那样，开放其资本账户，笔者预计人民币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储备资产的管理者们寻求的是一个信贷、流动性和回报的联合体，在未来数年中，严厉的外汇管制以及接受国家指导的欠发达资本市场仍然会使人民币的使用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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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增加，美国和欧盟这两个目前最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就必须着力解决长期的财政困境，并走出超常规的实验性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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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某些时候，国际秩序的挑战将在于如何维系一个多样化货币储备体系，如何使之保持稳定，并且可以在保持低通货膨胀、开放贸易以及资本高效运转的同时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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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种体系可以为国内财政以及货币政策制定规范。这些规范不会如过去金本位那样严格，但是能够对道德风险作出限制。美元及其特权就因为道德风险而招致不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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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竞争力的多样化货币储备体系，即一种实际上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要想运转起来，就必须在规范上和实际运转中接地气，能够被普遍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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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认为这种新的货币体系可以通过“宏大国际协议或全球大会决议”来实现。斯泰尔在其书的末尾为我们作出善意的提醒：实际上，经典的金本位制度也不是由谁创造出来的，它不是通过协议达成的，而是数百年实验和试错的结果。因此，揣测今后货币规则的人们需要记住，与宏大设计相比，以“积累渐进”的方式创建新的货币体系更具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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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事权力一样，“货币权力”的最好表现方式也是遏制战争，实现和平稳定，以使得个人可以追求个人发展，国家可以追求社会繁荣。单一“权力货币”可以实现这样的稳定，但是需要以牺牲调整能力为代价。多样化的“权力货币”若能在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制度下运行，则或许能够创建一种利于稳定繁荣的机制。这是主要的经济大国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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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speculate about future monetary arrangements should keep in mind the possibility of“accumulating incrementalism”，rather than a gr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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