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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origins and use of currenc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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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lan Whea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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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国家有伟大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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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蒙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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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经济和货币实力都是世界强国的表征。综合国力的不同方面可以相互支撑。在过去150年里，主导货币的发行国也是世界最强海军的拥有者，这一点绝非偶然。在大英帝国最强盛时期，英国可派出军舰去世界各地催债或保护其商业利益，这样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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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炮舰招摇的时代已然过去，但军事实力和货币实力依然是构建国际霸权不可或缺的依托。通过发行美元，美国使得自身的借贷成本远低于他国，由此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元造就了美国全球第一的经济，也使得美国有财力供养世界上最强悍的军队。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交相呼应反过来又催生了全球各国中央银行和投资机构对美元的青睐，美元被视为最后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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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能否在危急时刻用自身货币来调动资源，取决于该国政府的信用程度。美国政府如果不是在过去200年间都保持着良好的信用记录，就不会有今天美元通行天下的国际地位。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执政时期，他就坚持让年轻的美国偿付所有的债务，哪怕债权方是正与美国交战的国家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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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优良信用记录也曾为英国赢得与法国之间的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1808—1814）发挥战略作用。德意志银行的彼得·加博（Peter Garber）曾研究过这场战争，他指出，当时威灵顿（Wellington）的军队能用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或军券在当地购买军需物资，而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的军队却必须用黄金支付，在买不到的情况下只能沿途劫掠，因为西班牙人不认法国的钞票。与此类似，荷兰的良好信用记录也帮助荷兰赢得了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荷兰人能年复一年通过债券来雇佣军队与西班牙作战，而西班牙人的信用记录却一塌糊涂，只能依靠来自新大陆的黄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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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元对美国的意义可归纳为如下两大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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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可以推迟甚至无须对其国际收支平衡进行调整，由此美国就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推行“大炮加黄油”的政策，即美国不用在降低军费和维持国内消费之间痛苦选择，完全可两头并进。因为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很大，美国可以用印钞票的方式来弥补经常账户的逆差，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经常转移项目上的逆差。其他国家如果也像美国那样债台高筑，那么就可能会因金融市场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压缩开支或提高税额，甚至要向IMF求援。希腊和其他欧洲外围国家就遭遇了这样的屈辱命运。1976年，当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时，英国也备受屈辱。美国则可以一面维持全球最大的军费开支，一面维系因国民过度消费造成的庞大经常账户赤字。美国具有将经济调整压力转向盟国的能力。德国和日本实质上是在接受华盛顿的勒索，本章将在下文中对此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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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元赋予了美国说服甚至胁迫他国的能力。例如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在阿富汗随意使用本国的货币。阿富汗的地方部族力量会接受瑞士法郎吗？显然这些部族军阀也不会接受人民币，因为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人人都能接受美元。尽管也有国家积累了大量美元，可以用来调动资源，但只有美国控制着美元的印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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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the United States, by and large, has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e world’s largest defence budget while simultaneously running a large, consumption-fuelled shortfall on its current account.The US has had the related power to deflect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adjustment on to others, including its a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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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其他一切手段都宣告失效，那么美国还拥有着胁迫他国就范的实力。由于美元是最常见的交易币种且所有美元结算最终都要通过美联储，如果美国发现某金融机构正在与被国际制裁的国家有来往，那么美国就可威胁将该金融机构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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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美国盟友承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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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美国常常毫无顾忌地运用美元自身的实力和对其他币种的影响力来对付其他国家，而且敌友不论。1956年，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两国为了保卫这一石油运输生命线而出兵埃及。美国此时对英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逼迫英国从埃及撤军，令正在饱受英镑贬值和阿拉伯石油出口禁运的英国雪上加霜。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阻止了英国向IMF紧急贷款的请求，而且还向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下了最后通牒：英国若不撤军，一切金融后果自负。美国当时确实发出了抛售英国国债的威胁。由于当时英国的外汇储备几近告罄，英国对美国的勒索感到极为愤懑，但摊牌时刻已到。美国的最后通牒是要在午夜之前停火，英国首相艾登在当天下午5点宣布接受美国提议——货币打赢了这场战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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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战后全球货币体系重建讨论会上，美国也不时挥舞金融大棒。当时各国达成协议，各国汇率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扩大以及因“越战”而不断推高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坍塌。法国前总统戴高乐（De Gaulle）当时就抱怨美国对货币发行毫无节制，正享受所谓“过度特权”。由于只有美国能通过印刷本国货币来支付逆差，因此华盛顿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甚少顾忌，美国企业也可利用美元优势抢滩欧洲。心怀不满的法国开始用美元来兑换黄金。为此美国有些担心，其黄金储备可能会被兑换干净，因此美国向当时的西德施加了“超常政治压力”12，最终西德央行——德国联邦银行时任行长卡尔·布雷辛（Karl Blessing）在1967年3月写下保证书，向美联储保证西德央行不会大规模兑换黄金。13西德当时的美元外汇储备积累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欧洲的“冷战”开支，西德担忧，如果出现美元抛售潮，那么美国就可能从欧洲撤军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美国政府则担心，一旦美国从西德撤军，西德就有机会发展核武器，由此刺激苏联开展核武器竞赛。货币政治和军事战略相互纠缠，而当时美国金融政策的着眼点是欧洲的安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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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当时在美国财政部任职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说法，美国前总统约翰逊（Lyndon B.Johnson）和尼克松（Richard Nixon）都不希望看到弱势美元将制约美国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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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美国在西德和日本的驻军问题，如果只是说美国在外部队消耗了多少黄金，那基本上过于将问题简单化。但我们这些掌管金融的人当然认为维护美元币值的稳定和强势对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这必须在综合决策时考虑在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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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华盛顿明确知会西德和日本等盟友，除非德、日出现经济再次通货膨胀，否则美国将允许美元贬值。正如尼克松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所言：“这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16当美元开始贬值时，为了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德、日在1978年的波恩七国首脑会议上同意扩大内需来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西德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对当时未能扛住美国压力痛感后悔，因为仅仅在几个月后，就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使得推行了扩张政策的西德倍感通货膨胀压力。施密特在接下来的竞选中落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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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to delay balance-of-payment adjustments, or to deflect them on to others, is another key attribute of a reserve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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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所以能将国际收支平衡调整日期不断推后，甚至直接将调整责任推卸给他国，这也是拜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所赐。1985年在美国纽约广场酒店签订的协议以及此后的发展就是美国强势地位的体现。美国担忧日益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会引发国会的贸易主义思潮，便说服西德、日本、英国和法国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由此德、日、英、法的货币就会升值（当然美国也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大量干预）。当时各国齐心协力改变了普遍认同的美元估值过高问题，因此“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也被视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成功典范。但随之而来的调整国内经济政策的负担却在德、日、英、法等国引发了不同的反应。由于美国的对外赤字并未随着“广场协议”而缩减，华盛顿决定再次使用汇率武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威胁说，美国将允许美元汇率不断下调，直到西德和日本采取经济刺激政策来帮助美国增加出口为止。美、德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这被认为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的重要原因之一。18日本长期以来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曾出兵日本，现在则是日本的军事保护者。由于担心触怒美国，日本从来不会在外汇储备管理中抛售美元。但这次即便是日本也对美国颇有微词，因为美国未能遵守“广场协议”内容，也没有采取充分措施来减少赤字。曾任日本财务省高级官员的行天丰雄（Toyoo Gyohten）参与了日本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货币政策制定，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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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方面说，美国政策制定者相信，对待日本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施加压力；他们利用美元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来威胁日本，而完全忘了正是由于美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限制其无度开支，才造成了国际收支失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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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始终在跌，而德国马克和日元则在两年内升值了一倍。日本银行通过大力放松货币政策来抵消货币升值造成的通货紧缩压力，由此催生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最终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破灭，从此日本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低增长和通货紧缩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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