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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货币领域，我们同样可以发问：为什么中国得其先机，却难以为继，不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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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前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非常时期”。一旦大局已定，皇权巩固，就容不得“资本主义”发芽抽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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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很多，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种种“萌芽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其实无论哪一代，都从未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只是牵强附会一时商业活动活跃的暂态表象而已。这种暂态往往出现在皇朝无力顾及的那个时间间隙，特别是皇权衰败即将崩溃的改朝换代之际，一旦新朝建立，旋即重复抑制民间商业自由的传统政策，而且常常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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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政权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天价坚持反商的深层原因，当出自确保特权统治地位永世其昌的自私动机，唯恐经商致富的独立人格和民间积聚财力构成对于绝对权力的威胁和挑战。同时，朝廷垄断下的官商，可以将最大的商业利益归于皇家以及贵族官僚统治集团，以满足其穷奢极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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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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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对于纸质信用通货的强烈而持续的需求，既没有银行金融业配套，造纸和印刷技术也不见长进。朝廷发行纸币的动因往往来自巨额“铸币税”的诱惑，动不动滥发纸币生财，把财政亏空直接转嫁到社会大众身上，好比饮鸩止渴，屡试屡爽。而古代封建中国式政教合一型的无制衡绝对权力专制统治体制，一旦在绝对腐化的不归路上迅跑起来，必然导致信用破产和币制失败，并且反过来成为皇朝垮台的催命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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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西欧后来居上的荆棘路，可见只有商品经济发达到了相当于资本主义勃兴的历史时期，金融管理和科技水平足以配套，决策层“权力制衡”机制成形，信用货币方得站住脚跟，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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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资本主义列强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积聚了规模无比庞大的财富，拥有划时代的军事打击力量。18世纪中叶，相当于清朝乾隆年间，以英国为主导，借助商贸扩展和军事实力推动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运动轰然而起。颟顸自闭的大清帝国浑然不觉，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人类世界空前大变局已然到来。当东西方终于碰撞，大清国被迫打开国门，被动因应时，处处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因循千载，陈旧、落后、混乱的银两体系或是屡试屡败的纸币体系，在国际金融大博弈中，水准悬殊，极不对称，无疑落为大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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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清廷被动展开对外贸易，外商以大量银元换取巨额中国物质财富的同时，列强凭借特权，纷纷在中国设立租界，开办银行，发行纸币，直接操控中国经济命脉。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纸币可分两种：一种是用中国货币单位，如汇丰、德华和花旗等银行，按中国货币单位发行了不同面额的银元票和银两票，在长江流域颇为流行；另一种是用外国货币单位，如帝俄在中国东北所发行的卢布票，日本于日俄战争时在中国东北所强制实行的军用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金票，以及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华南地区所发行的港币等等。据统计，当时外国银元、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和周边国家的纸币约达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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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主权的不断丧失，本国货币得不到政府的有力保护，于是中外、新旧、官私各种货币在不同的经济层面自由流通。中国货币在“自由竞争”中处于劣势，金融的主动权逐渐向外方转移，更加恶化了中国的金融环境，致使清朝后期“圜法紊乱、匪夷朝夕”。外国人士在对中国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无怪乎认为“币制之坏，至中国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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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朝野人士纷纷认识到了西方币制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迫切性，以为：“中国不自印钞票，自铸银币，乃使西人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以低潮九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呼吁：“自办银行”“仿造西法办理”“明以收回权利，暗以便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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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大清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的一代“商父”盛宣怀，在主持洋务的经历中认识到创办银行改革货币的重要性。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他向清廷呈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奏折称“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建议设立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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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光绪帝照准，次年夏历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开业，总行设址上海外滩黄浦路7号，另在北京、广州等地设立分行，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金融企业——银行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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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式纸币，初现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银元票，系由北洋铁轨官路总局发行的“英洋票”（在筑路沿线的工地及城乡使用）和台湾反割台军民使用的台南官银票先后分别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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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作为本国最早的银行，翌年（1898年）起开始发行纸币，实为一种银两兑换券，由英国伦敦一家公司印制。从此中国才有了本国银行发行的全国性现代形态纸币。中国通商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延续了40年，直至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才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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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首版可兑换银两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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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末年虽然加紧展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但时不我予，已经来不及挽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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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170368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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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法币”土崩瓦解，“金圆券”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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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2年创立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于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确定实行银本位，以银元为中华民国国币。1917年全国财政会议通过《推行国币办法》，规定财政税收机关不得收受外币。地方政府也有积极响应限禁外钞之举；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颁布首个禁用外币法令《行使外币取缔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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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后，随即施行货币改革，以官股入股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控股成为完全国有（原是半官办银行），加上原有的中央银行，政府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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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陷于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政府为示好国内产银州，并刺激产银国的购买力倾销其过剩商品，摆脱经济危机，于1934年6月实施“购银法案”，规定由财政部在世界市场上高价大量收购白银，直到白银占美国国家货币储备四分之一，或白银市场价达到每盎司1.29美元（当时纽约市场银价为每盎司0.45美元）为止，顿时引起国际银价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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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时为第三大银本位国家。此举等于强行成倍地提高了中国货币汇率，即时引发白银迅猛外流，利率急速上升，通货收缩，出口锐减，部分银行钱庄倒闭，银本位币制无法持续。于是货币改革成为挽救国家经济免于崩溃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