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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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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货币理论，特别是关于“敛、散”和国家责任的学说，已经把握了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旨。《管子》阐发的“轻重论”，后来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用范畴，如西汉的贾谊、桑弘羊，唐代的刘秩（？-756）、陆贽，北宋的周行己（1067-？）等，都曾应用“轻重”来阐述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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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载有管仲与国君齐桓公合谋，运用齐国经济实力优势，发动“货币战争”，实现争霸目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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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欲图霸业，出兵讨伐鲁国。鲁国军事家曹刿谋划有方，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大败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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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不仅是著名的君主，而且风度翩翩、引领时尚潮流。当时齐纨、鲁缟是两种名贵的白色绢织品。管仲让齐桓公穿上鲁国制造的缟制成的衣服，命令官员也要穿缟，国人纷纷效仿，于是缟价猛涨；同时禁止齐国百姓织缟，为鲁缟出口大开绿灯。鲁国百姓见钱眼开，鲁庄公也贪图赋税，乃至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缟忙，放弃了粮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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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管仲突然拒绝鲁缟。又让齐桓公和大臣们改穿纨。于是，齐国又流行纨，不再穿缟。鲁国的缟积压如山，这时鲁人才发现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荒废了粮食生产，顿时陷入饥饿危机。通过“齐纨鲁缟”这个外贸阴谋，管仲制服了鲁国。鲁庄公被迫屈服，签订了尊奉齐桓公称霸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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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运用类似的办法，发动了多次“货币战争”，高价采购代国的狐皮、楚国的生鹿，造成农业荒废，粮食供应失衡，制伏了代国和偌大的楚国，为齐国成为春秋第一个霸权国家建立了实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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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管仲发动的货币战争，何尝不也是粮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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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产生了纸币，以“轻重论”为渊源，人们进而运用“虚实”和“称提”等概念解释货币流通现象。多以纸币为“虚”，尤其是贬值了的纸币。言“虚实相权”，皆为强调纸币应具有兑换性。“称提”亦有权衡之义，所谓“称提之术”“称提之策”可理解为纸币发行和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就其主要内容言，则为用金属货币或实物（钱、银、绢、茶盐钞引、官诰度牒等）收兑流通中过多发行的纸币，即设置纸币发行准备保证兑现，以维持币值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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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伪儒家经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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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何尝轻利，何尝反商？恰恰相反，真版儒家学说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绝非与七情六欲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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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反对的绝不是求利。孔孟之道不仅“以人为本”，而且“以利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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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仁者人也。”（《家语·哀公问政》）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学”当然“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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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首先要“以己为本”。孟子有道：“人有恒言，皆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下》）个人为家庭、国家、天下之根本；个人本位的重要性，这里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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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己为本”必然要“以利为本”。孟子尝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原因）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章句下》）这是儒家关于利益驱动为人性之本的明澈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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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期期不以为可者，求不义之利或“后义而先利（放弃正道原则急于图利）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说得透彻到家，“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讲仁义就是为了通过“仁者爱人”而“使人爱己”，进而实现“仁者爱己”的目的；追求的是更大更可靠更长久的利，换言之就是一种无比高明的求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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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货殖（易货赚钱，即商业），乃民之所利。如孟轲所言：“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这个“市”，发展到今天，就是所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了，政府除了顺应“民之所利”扶植引导循正道以行，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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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端木赐）是当时有名的外交家，也是一个由贫致富出类拔萃的大商人。他言辞机灵，反应敏捷，闻一而能知其他，是观察、分析、把握市场动向的高手；又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相当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心正道儒商情怀（见《论语·公冶长》）。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也，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意为此子不听天由命，善于经商增殖财货，测度市场的脉动──价钱低时买进，价钱好时卖出，准确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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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仅不反对发财致富，还赞成《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把致富作为实现礼治的必要条件。离开了求富，空谈礼、义、荣、辱，还有什么意义，什么目的性呢？只要循正道以行，发财致富，多多益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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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专制统治永世其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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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等御用文人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政策，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故步自封的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于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并垄断大商业（如盐铁等）利益，成为特权统治阶层自私享乐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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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于是充斥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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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于现状，专注于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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