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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不仅不反对发财致富，还赞成《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把致富作为实现礼治的必要条件。离开了求富，空谈礼、义、荣、辱，还有什么意义，什么目的性呢？只要循正道以行，发财致富，多多益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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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专制统治永世其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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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等御用文人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政策，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故步自封的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于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并垄断大商业（如盐铁等）利益，成为特权统治阶层自私享乐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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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于是充斥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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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于现状，专注于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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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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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社会发展渐趋滞缓，虽时有涉及货币理论，但不见其超越《管子》的总体水平。当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说，无稽之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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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而下，社会发展几近停顿，货币思想也罕有进步表现，大体上乏善可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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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方经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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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的门生、雅典的文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7-前355年）在《经济论》中首创经济一词，最早提出了“经济”概念，系由希腊文的“家庭”和“管理”派生而来。他强调经济应该成为一门学问，要研究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使财富不断增加。他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但指出了货币所具有的两种基本职能，即“流通”与“贮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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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他看来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给大家带来方便，才能促使市场繁荣，为此他反对把货币作为贮藏手段。他主张禁止放款收息和抵押放债，以防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和破坏，认为那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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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对货币起源更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和阐述，他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即等价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他的言论还涉及了对“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初步认识，实际上已区分了货币和资本，即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职能，而在货币增值过程中货币执行货币资本职能。他同老师柏拉图一样，承认小商业存在的必要性，但从公正原则出发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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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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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古希腊人在货币、金融领域里的贡献高度评价：“在这一领域，他们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造。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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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兴盛时代，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罗马法学家研究了商品生产者的各种关系，诸如买卖、借贷、债务、契约和其他义务，承认个人地位，保障签订契约的自由，确认债权者有役使债务者的权利，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罗马法学家认为，货币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货币产生后，货币本身也成为具有价值的交换物品。古罗马初期法律禁止借贷取利。《十二铜表法》产生后才有利率的规定，但仍禁止重利。但随着借贷资本的发展，法律上规定的利率成为空文，利率完全取决于市场上借贷资本的供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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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晚期，商业和高利贷已非常盛行，成为当时罗马统治阶级的致富源泉。因此，著名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虽然也颂扬大土地所有制，但并不否定大商业，甚至认为大商业优于小商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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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纪，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及其领地广泛传播。313年，罗马政府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92年，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崩解后，欧洲成立了许多“蛮族国家”，先后都信奉了基督教。因此，基督教的“为人之道”、经济观念，特别是金钱观，对于这些国家的前进路向，包括货币金融的发展，自有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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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革命返本开新，“入世制欲”居功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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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罗马教廷权势日隆，走向腐化，基督教教义遭受曲解，欧洲陷于思想禁锢、发展滞缓的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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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督教西部文化区恪守“凡圣两立”亦即“政教分离”，有着深厚的草根群众基础，没有沦为为专制统治者愚民的“社会控制论”，却能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浴火重生。宗教改革催生了新教，对基督教教义不但拨乱反正，而且做出了与时俱进、富有积极意义的重新解说，也促进了旧教的革新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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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神。因此，钱财是上帝所赐，所以要替上帝当好钱财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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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不歧视有钱的人，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财主”（参太27：57）。所斥责的，并不是拥有钱财，而是“贪爱钱财”（参路16：14）。使徒保罗也警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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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钱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基督徒的美德。《雅各布书》告诫道，我们要照顾贫穷的人（参雅2：14-17）。《箴言》十九章十七节也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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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保护弱者的“被压迫者的运动”（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反对投机、垄断和暴利盘剥，要求人们做到诚信，遵守商业法规，保证价格的公允，按时支付借贷、工资，保护弱者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