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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的门生、雅典的文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7-前355年）在《经济论》中首创经济一词，最早提出了“经济”概念，系由希腊文的“家庭”和“管理”派生而来。他强调经济应该成为一门学问，要研究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使财富不断增加。他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但指出了货币所具有的两种基本职能，即“流通”与“贮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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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他看来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给大家带来方便，才能促使市场繁荣，为此他反对把货币作为贮藏手段。他主张禁止放款收息和抵押放债，以防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和破坏，认为那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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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对货币起源更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和阐述，他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即等价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他的言论还涉及了对“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初步认识，实际上已区分了货币和资本，即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职能，而在货币增值过程中货币执行货币资本职能。他同老师柏拉图一样，承认小商业存在的必要性，但从公正原则出发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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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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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古希腊人在货币、金融领域里的贡献高度评价：“在这一领域，他们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造。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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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兴盛时代，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罗马法学家研究了商品生产者的各种关系，诸如买卖、借贷、债务、契约和其他义务，承认个人地位，保障签订契约的自由，确认债权者有役使债务者的权利，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罗马法学家认为，货币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货币产生后，货币本身也成为具有价值的交换物品。古罗马初期法律禁止借贷取利。《十二铜表法》产生后才有利率的规定，但仍禁止重利。但随着借贷资本的发展，法律上规定的利率成为空文，利率完全取决于市场上借贷资本的供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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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晚期，商业和高利贷已非常盛行，成为当时罗马统治阶级的致富源泉。因此，著名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虽然也颂扬大土地所有制，但并不否定大商业，甚至认为大商业优于小商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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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纪，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及其领地广泛传播。313年，罗马政府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92年，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崩解后，欧洲成立了许多“蛮族国家”，先后都信奉了基督教。因此，基督教的“为人之道”、经济观念，特别是金钱观，对于这些国家的前进路向，包括货币金融的发展，自有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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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革命返本开新，“入世制欲”居功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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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罗马教廷权势日隆，走向腐化，基督教教义遭受曲解，欧洲陷于思想禁锢、发展滞缓的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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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督教西部文化区恪守“凡圣两立”亦即“政教分离”，有着深厚的草根群众基础，没有沦为为专制统治者愚民的“社会控制论”，却能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浴火重生。宗教改革催生了新教，对基督教教义不但拨乱反正，而且做出了与时俱进、富有积极意义的重新解说，也促进了旧教的革新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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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神。因此，钱财是上帝所赐，所以要替上帝当好钱财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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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不歧视有钱的人，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财主”（参太27：57）。所斥责的，并不是拥有钱财，而是“贪爱钱财”（参路16：14）。使徒保罗也警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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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钱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基督徒的美德。《雅各布书》告诫道，我们要照顾贫穷的人（参雅2：14-17）。《箴言》十九章十七节也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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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保护弱者的“被压迫者的运动”（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反对投机、垄断和暴利盘剥，要求人们做到诚信，遵守商业法规，保证价格的公允，按时支付借贷、工资，保护弱者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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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在回答该不该给恺撒纳税的问题时，曾拿起一个钱币，钱币上有恺撒或其继任者的头像人像，说道：“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Render therefore 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and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马太福音22：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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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后来成为经典。教会一直用耶稣上述关于纳税的通俗比喻作为基督徒应对世俗律法态度的依据。一方面基督徒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有义务侍奉上帝，遵行教义；另一方面基督徒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同时遵守法纪，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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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的著名教派领袖，法国神学家加尔文将旧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制欲主义”。借此发展出了明确的进步职业观，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为实业家追逐利润的行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当理由，又因倡导虔敬和勤勉限制了过度消费和奢华，鼓励回馈社会大众，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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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钱财若是人的奴隶，它就是最好的奴隶，但如钱财成为人的主人，它就是最坏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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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首先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路轨上的转辙器”——“心态文化”的调控作用联系起来，相信基督教宗教改革造就的新教文化精神特质居功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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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性那样，世界上率先“自行”从封建的农业社会发展进步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部坐落在欧洲和后来的北美基督教文化区，其中成就最为卓著的是基督教新教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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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仍能相当清楚地看到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做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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