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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是美元的桎梏。1盎司35美元是根据1934年的平价确立的，金价明显被人为压低。因此抑制了黄金的生产，鼓励了黄金的商业用途，相应淡化了黄金的货币作用，强化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美元高估的平价迟早会有一天要纠正，终将损害美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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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出现衰退，利率相对于欧洲下降，导致连续三年出现逆差和黄金外流，金融市场开始动荡不安，纷纷猜测美元疲软甚至可能贬值。1960年10月30日，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伦敦交易所的黄金价格突然突破35美元左右的正常范围，一度达到40美元，爆发了第一次黄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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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出调动其他货币的力量从外围支持美元的途径”，美国试图构建保卫美元体系的内外防御圈。1960年11月，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和美国等八国在伦敦市场上卖出黄金以平抑金价，一年后成立黄金总库，以防止黄金价格上升。1962年1月，基金组织的借款总安排生效，由10国提供资金来源，以备美国从基金组织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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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了阻止美元贬值，采取一连串的单方面行动。1963年7月，肯尼迪政府实施利息平衡税，对在美国资本市场筹资的外国借款人加征约1%的利息负担，并在1965年扩大到银行贷款。这些措施暂时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但美国的国际收支账户，自1967年以来仍然加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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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后，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庞大的社会发展规划，全球驻军、尤其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滚越大，发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超量发行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加剧，导致美元兑换黄金的基础不断削弱，美元与黄金比价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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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法国总统戴高乐等，很早就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尖锐批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货币战渐趋激烈，气氛相当紧张。戴高乐痛斥“美国用美元来获取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厂”；“美国没有特权”把世界贸易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的仓库，因为一旦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它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后来戴高乐更号召世界各国回归19世纪的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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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总是利大于弊，对世界其他国家则是弊大于利。戴高乐形容为“不流眼泪的赤字”。美方反唇相讥，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当然，他讲的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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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美国对外国官方债务超过黄金储备的价值。欧洲各国成为新的顺差国，开始对美国逆差表示出不满。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制约手段就是动用“黄金杠杆”，即用盈余的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直击美国的致命弱点。法国首先发难，1965年1月4日宣布一个月内将3500万美元兑换成黄金，并准备把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新美元全部兑换成黄金，引发各国竞相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市场金价暴涨，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美元信誉受到极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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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再次爆发了国际黄金危机。黄金抢购风潮愈演愈烈。3月，黄金总库停止向私人市场出售黄金。此时1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仍用于官方清算，但允许黄金的市场价格超出官定价格，形成双重黄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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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黄金储备从1937年的127.6亿美元增加到了1948年的244亿美元，增幅90%以上，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比重从50.5%上升到71.5%，但到1968年3月时，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下降到了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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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款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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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浮动汇率，《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支持扩大汇率弹性，财政部和美联储也着手检讨现行汇率制度问题，1969年1月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第一次论述了美国官方改变汇率制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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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为了摆脱疲弱美元带来的困境，争取扩大国际储备手段，经多年折冲，1969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会修正案生效，创立了第一期“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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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款权”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电脑里的一种记账单位，用于政府间清算支付，既不是纸，也不是黄金，但被称为“纸黄金”。创立“特别提款权”的方案是美国不得已而接受的权宜之计，美国历来反对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和发行规模。至今“特别提款权”还处于婴儿时期，远未实现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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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无力实现美元按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的承诺后，1971年8月15日（星期日），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停止外国央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对进口暂时征收10%的附加税。这些措施事先未与任何国家商量，是美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第一次也是最极端的单边主义行动，而且违背了华盛顿自己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规则，被喻为对盟友发动的一场经济战争。当时负责货币事务的美国副财长沃尔克后来感慨道：“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变成残酷的暴君，或者脑满肠肥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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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G-10国家签订《史密森协定》，决定美元对黄金贬值7.9%，从1盎司黄金35美元降到1盎司黄金38美元。市场汇率放宽为可以在面值汇率上下2.25%范围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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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美元改行浮动汇率制，即美元与黄金的比价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至此名存实亡，固定汇率时代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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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不久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彻底粉碎了一些人恢复固定汇率的幻想。1973年10月6日，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赎罪日战争”，其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夺回了石油定价权，大幅度提高油价，并对以色列的盟国美国实行石油禁运，油价从10月初的每桶3.01美元上升到12月底的11.65美元，几乎翻了两番，汇率被迫继续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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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国际货币会议上达成了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的非货币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定》（Jamaica Agreement），于1978年4月生效。曾经辉煌一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至此正式宣告解体。只是《布雷顿森林协议》设立的两大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集团留存，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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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经济学家称之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牙买加体系”时期，不再有大一统的国际货币制度化合作，汇率调节放任自由，主要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这种既无本位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状态，实质上是一种“无体系的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N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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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时候，全世界反美舆论欢欣鼓舞，以为谁都可以不买美国的账了。但日后的发展竟大谬不然。在“无体系的体系”中，没有任何国际条约规定任何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降为“无体系的体系”中凭实力竞争的“平等”一员，但由于市场的选择，尽管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美国主权货币——美元，仍然维系全球主导货币地位于不坠。美元事实上仍是通行无阻的世界货币，是世界贸易结算基本单位和主要国际储备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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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当然是美国值得信赖的实力，赋予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无可争议的最强竞争力，以至世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美元。1975年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签约，确定美元为石油贸易结算货币，尤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浮动汇率给了各国更大政策自主权，事实上，一些经济强国从此实行浮动汇率，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选择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篮子，很少任由汇率自由浮动，甚至一些国家彻底实行了美元化，以求稳定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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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证明，只要一国货币取得了相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地位，不仅受制于“特里芬悖论”的魔咒，而且在国家利益和信息不对称的驱使下，随时都会发生道德风险，陷于倚仗特权的自私诱惑而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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