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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间，美国政府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1984年时逆差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同时财政预算出现巨额赤字，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转而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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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疯狂扩张，制造品充斥全球。其后日本三菱财团挟强势日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等大手笔，致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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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和经济学家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转变强势美元政策，干预外汇市场，引导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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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的主持下，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美国和法国五国（G5）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曼哈顿的广场饭店召开会议，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主要内容为五国共同促使美元贬值，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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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曼哈顿广场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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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美国当局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掀起了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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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日本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峰值38915.87点，但因资产价格上升远远超出了实业的支撑能力，泡沫开始破裂，资产价格滑坡，许多企业和投机者迎来了大量债负。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加速了本已走向衰退的泡沫经济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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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格在1991年开始急速下跌，以土地担保的贷款出现许多坏账，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纷纷暴露，严重打击日本金融业。日本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信用体系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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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日经平均指数跌到了14000点左右。楼市、股市崩盘，产业空心化凸显，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化为乌有，标志着泡沫经济完全破裂。从此日本经济陷于“通缩”不止的“平成（天皇年号）大萧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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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元称雄和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梦想都成了泡影，日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也一降再降。近20年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越来越少，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梦断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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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来日元（JPY）对美元（USD）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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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自由市场环境，维持合理而稳定的汇率，并且保证金融资产及房地产等具有良好的投资回报，才能为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打下坚实基础。20世纪90年代，日本巨大的资产泡沫爆破后，汇率继续大幅震荡，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市场始终走低，政府推行的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使日本债券、股票和银行储蓄业长期萎靡不振。在这种局面下，美元-日元交易量占全球货币交易总量的份额从1998年的20%逐步降低到2007年的13%。尤其从1999年以来，随着欧元地位不断提升，日元吸引力相形见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比重一直处于低位徘徊，欲振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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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到人云亦云，“广场协议”就是日本经济陷于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美国和西方列强通过“广场协议”胁迫与暗算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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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专家认为，美国迫使日元升值这个事情仅仅是点燃了导火索，并非那个与导火索相连的炸药桶。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货币流动性与日元增值并举的错误政策，日本经济受到了大量投机活动的支撑，股市和房市也迎来了空前繁荣时期，经济酝酿了巨大的泡沫，才是那个炸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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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承认，日本本该早做调整，但调整的延迟导致日本最终迫于压力做出了被动性调整，在被动性调整之后，日本又一次次地耽误了其他政策调整，最终产生了日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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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其说是美国人的阳谋害了日本，不如承认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前后的政策失当，对本国经济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可谓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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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之后，日本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迅速膨胀，但因日元平均每年升值5%以上，物价水平并没有跟随上涨。以1988年为例，当时GDP只有年增5%，而日经指数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剧增，泡沫膨胀和过度投机现象已经十分明显，但CPI指数显示，通货膨胀率只有0.2%，因此日本朝野竟对经济严重过热不以为意，熟视无睹。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景气，还在1987年以调降利率等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更大的泡沫和通胀，而不是及时采取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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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股市崩盘、地产狂跌，政府才意识到经济过热，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但是泡沫既已爆破，经济衰退既已开始，此时本应采取扩张措施拉动经济，然而日本政府却再度做出错误决定，持续紧缩不止，错失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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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专家论证，1990年日本的人口红利已经达到高峰，劳动力增长放缓，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逐渐滑向低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实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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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爆破，不应该简单地归罪于“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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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西方政府施压的资源非常有限，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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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成不了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