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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要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货币有两个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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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在这个阶段，自由兑换尚非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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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性储备货币之一，除了应能自由兑换外，必要条件包括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有足够大的规模，而且结构必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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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三角”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指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据此画出了一个三角形，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或“三元悖论”，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上述三个政策目标中，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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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中择二”的政策选择原理，有人称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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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的“三中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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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者，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账户”，不开放“资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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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对于“汇率不稳定”和“资本流动冲击”的承受能力比较脆弱，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该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赞赏中国中央银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1997年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真是“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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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也避免了直接的强烈冲击，这都得益于中国式的“三中择二”。但长期“钉住美元”或“钉住几种主要世界货币”的固定汇率政策的成本却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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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民币长期钉住美元，在过去多年里，人民币跟随美元对世界各国货币贬值，造成了中国制造产品特别便宜的现象。因此，更多的国家愿意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更多外国人愿意来中国投资，更多抱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热钱”流入中国购买房地产和股票，而且名义汇率的“稳定”使出口带来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不断增加。由于对冲手段的有限性，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导致中国实际上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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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末，官方外汇储备余额为3.18亿美元；2012年6月末，升至3.24万亿美元；2013年10月，增至3.66万亿美元，超过了名列在后的日本、欧元区、沙特阿拉伯和瑞士这四大高外汇储备国的总和，相当于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其中70%左右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包括大量美国国债、机构和公司债券，以及其他证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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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9月起，中国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联储的第二大持有人。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底，中国持有1.2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超过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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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元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不可能有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央行。整个货币政策受制于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动发行数额巨大的央票，成为人民币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重要来源。实际上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高企，另一方面生产过剩，通胀与通缩同时存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反大于欧美，也说明了当前的货币体系和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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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的“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三中择二”，正在不知不觉地事实上演变为另一个“三中择二”，即“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而正在丧失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需要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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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进退两难，时刻担心美元贬值，不如支持新的“三中择二”，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届时不再有巨额外汇储备的需要，就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国家无须维持高额外汇储备。而且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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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改为选择第三种“三中择二”，即放弃“钉住美元”或“钉住几种主要世界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稳步地转向浮动汇率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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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三中择二”对于国家内部经济进步的长远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不应屈从外部的压力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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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国的货币制度不能同国际市场接轨时，人们必须在贸易中付出代价以对冲制度成本。一国的货币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才能体现出准确的价格，劳动力价值也只有在市场中进行比较（交换）才能体现出它真正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低估，劳动力价值也被低估时，劳动者勤奋工作，但只能得到很低的收入。中国近20年的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劳动力的素质显著提高，但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却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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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客“代表”本国的劳动人民攻击人民币“损害”了他们劳动者的利益的时候，中国的劳动者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因为这些增长有的变成了源源不断流向外国的廉价商品，为外国消费者节省了巨额开支，有的则变成了外汇储备，转化成为美国对中国的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被延误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被耽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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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显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往往很难在经济失衡时及时进行调整，从而使矛盾不断积累，最后势必通过货币危机以至社会危机的形式，对经济的失衡进行纠正，中国能够避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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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如果稳步地转向浮动汇率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正与这种发展战略转型相辅相成。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对外贸易不平衡会通过相对汇价来平衡，外需对经济的驱动力会减弱。在汇率自平衡机制作用下，国民财富外流现象将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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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为求有效地转向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贸易的依赖，避免不断增大贸易顺差，政府还需采取措施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退休、社会救济等福利，使得中国普通家庭相信现在支出不至于以后陷入困境，减少或消除民众为预防“万一”而攒钱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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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要由出口导向转入以内需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劳动大众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促进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构建合理化的和谐社会，在世界上真正取得公平竞争的地位，都需要重新调整“三中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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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潮流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究竟应该如何“三中择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在未来两年实现卢布汇率自由浮动，印度也做了这样的表示，亚洲和世界的许多国家都表示要尽快地过渡到浮动汇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