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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前有哲人以为，货币如同一层面纱而已，真实的力量是人们的能力，他们的技能、智慧和掌握的资源，他们的经济与政治组织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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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世界统一货币倡导先驱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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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就本质上来说，在社会经济中没有比货币更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只是具有意图节省时间与劳动的特性而已。它是一种可以更快、更方便地办事的机制，少了它会缓慢而不便，只是像许多机器设备那样，当它失常时，会发挥自身特有的独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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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不虚，货币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平常无奇，却无比重要。特别是，我们必须看到，当它失常时，会发挥自身特有的独立的影响，几乎没有一种人为发明可以比它更加严重地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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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常之所以发生，责怪的总是策略，或者金钱万恶，但实质上往往因为忘记了货币的本质，或者明知故犯地背离了货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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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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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附录 帝国将倾，金融难挽危局——洋务运动货币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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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疼了才知道自己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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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西大碰撞的历史帷幕。面对列强入侵，积弱不振的大清帝国每战必败，割地赔款，奇耻大辱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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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主流派顽固依然，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但在强敌环伺的无情现实面前，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严峻形势下，不得不勉为其难，容许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工艺，发展新型工业，以图增强国力，挽救“天下危局”，维系皇权于不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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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1月，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仿制西式武器，在全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标志着一场“洋务运动”的开始。这较之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先行一步，早了七八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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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场变革中货币金融的重要意义，茫昧颟顸的顽固官僚们固然昏蒙莫名，就是洋务派先进人士，起先也乏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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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质疑科技领域那样，中国货币金融早期拔了许多头筹，近代史上的发展状况则每况愈下。到清朝中后期，不但抱残守缺，滞留在银两实物和天圆地方铜钱混用的祖传通货旧制不见长进，且因外国势力侵入，更加恶化了中国的金融环境，致使“圜法紊乱、匪夷朝夕”，乃至外国人士对中国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币制之坏，至中国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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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清廷为洋债负重累累，据统计可以确认的外债有208笔，总额约13亿余两。而政府年度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当时以英国银行为主的约10家外国银行，利用给清政府放贷攫取各项政治特权，形成了一个主宰中国金融的网络。它们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发行货币，操纵汇价，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并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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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惊之余，有识之士痛感中国国势之羸弱，与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的日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迫切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催生了短命的百日维新，以及时不我予的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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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通过各派人士的反思和检讨，洋务运动与维新、立宪运动呼应唱和，取法西方以发展新型工业的努力，得到了更大共识，呈现了一种深化发展的趋势。极端保守的“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中央政策不断放宽尺度，以至开放民办大型股份制企业。这场运动虽然问题丛生，一波三折，还是一直伴随着命运多舛的晚清迤逦而行，直到皇朝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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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金融业，那时节从无到有，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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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不动”和“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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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前期主导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奕、左宗棠和张之洞等高官显爵，但是晚起的盛宣怀，作为中后期核心人物，却是一颗最富戏剧性的熠熠巨星，“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后人誉为“中国商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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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幼勖，号愚斋等。出身书香门第，考上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从此绝意科举，致力于“有用之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1870年被李鸿章揽入幕府，迅即崭露头角，第二年升任知府，最后位至太子少保邮传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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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汲取西方先进经验并运用到中国，是盛宣怀最为倚重、最为擅长的事情。盛氏一生开创了一系列中国第一，诸如：第一家民用近代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内河火轮企业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座近代大型纺织企业华盛纺织厂，第一个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卢沟桥至汉口）铁路，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后来的天津大学），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后来的交通大学），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第一个私人图书馆，第一家大型民间慈善机构广仁善堂，第一个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家保险企业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以及第一家近代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因此实至名归，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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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盛宣怀不同于早期洋务派衮衮诸公，他深刻理解货币金融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主动学习和探索金融经济，是最早热心并力行中国货币金融建设事业的先行者。有人评论，盛宣怀不仅是开眼看世界，更是主动去追赶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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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52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10月19日（九月十三日），光绪帝召见盛宣怀，谈修筑铁路、练兵、理财、育才等事。皇帝倾听动容，说“诸臣皆不知之，患在因循耳”。次日，即命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补授太常卿，并给予专折奏事特权，可以直接上疏皇帝议论国事，这不仅是一项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决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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