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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仲雅手书《愚斋宫保行述原本》封面,上有吕景端(字幼舲号蛰盦,又号乐禅,江苏常州人,光绪时举人,历任内阁中书,中年后居盛宣怀幕府,为著名书法家)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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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思变革,颓势难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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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日记》记载了盛氏一行在短暂驻日期间,关切与思考立宪、工业和货币金融等问题,努力吸取日本成功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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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清廷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当时发行的纸币是一种银两兑换券,由英国伦敦一家公司印制,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张本国银行发行的现代形态信用纸币。金融大权,不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停业,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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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以后,由于铁路外债存款有了较大幅度增长,该行业务开始全面好转。存入主要来自清政府的存款、盛宣怀控制的企业和铁路外债存款,贷款方向主要是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该行支持国营企业,放贷给清政府兴办近代工业,也对华资私营工业企业起到了扶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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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通商银行资金实力远远超过传统钱庄,可用的资金高达10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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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7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九),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是我国最早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1908年7月1日起,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厘定《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进一步确定该行的国家银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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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谐议局。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宣告“9年后实行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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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立宪运动兴起,盛宣怀进一步认为建立中央银行是健全银行体系的基础之举,特别在货币发行等方面,即所谓“齐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之根本之地也”。盛氏指出:中央银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银行,它是“握全国金融之机关”“将来新币均需发交中央银行,再行分给各处官商使用,纸币亦然,是国内之出入财政,皆属该银行特权”。他明确要求,“中央银行本不当以零星放账为能事,转与商民争利,要在代任国库之出纳,扩张各公司各银行之资力,尤要在司理画一圜法之关键,流通纸币之兑换及其推广也。国内公债票之收发,皆当为之提倡,收其效验。故中央银行之建设,当集各国精华为吾一国之取法也,庶成效广而利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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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日记》中可见,盛氏在疾病缠身之际,广泛接触日本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其详,谋划设立中央银行等深化改革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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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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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18日登轮返国,25日抵上海。这次出访对他触动很大,进一步加深了对货币经济的认知。他曾密函一封给立宪派人物,度支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泽,说到“宣怀生平未尝亲历欧美,仅此次东游一观大略,见该国地狭民贫,所赖以存者,财政办理得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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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4月(闰二月),宣统元年,盛宣怀上《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一折,附陈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主办等条议。其中对于已由户部开办的大清银行如何强化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提出了系统性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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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以为,立宪最重理财,拟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以裕财政。币制欲求划一。非专用圜法不可。欲专用圜法。非确定十进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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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奏称:“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医,便道考察厂矿,得唔伊藤博文、松方正义桂太郎及日本银行正副总裁松尾臣善、高桥是清,造币局长长谷川为治等,研求币政。伊藤谓:立宪必先清厘财政,并将明治创立宪法大端告臣。松方谓:财政必先整齐币制,并将明治改良国币办法告臣。及臣往视日本银行,则松尾、高桥语臣以开办银行宗旨。又往视造币局则长谷川语臣以扩充造币。通计大抵日本集各国成法,参酌本国情形,运用新机,汇成币制,其要在银行与币局联络一气,综览全纲,乃如一串散珠有所归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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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日本地狭民贫,而上年国入增至六万一千万金元之巨,海陆军得以毕举,其收效之处,全在理财得其要领。我中国地大物博,而岁入不过一万万,民犹以为困。倘能参酌其理财之法,尽力于农矿工商,不必过于苛刻,富强可立而待。此其千端万绪,非一朝夕所能尽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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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齐其末必须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银行,何以备悉商情,操纵国币。从前我国所造龙元,未足抵制墨银,继造铜元,转以加增民困,皆官自为之,与商民隔膜,则不归银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币制亦多掣肘,及松方正义,采取德比二国良法,创立日本银行,又复讨求本国利弊,每颁一制,必先调查,各抒所见,择要而行,故能毫无扞格。盖欲使全国通行,永远不改,亦非数行诏令所能强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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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东游为时甚暂,然于银行币制两端颇为加意,并携回书籍,研究数月,撮其大要,益觉使民信用,必当有中央操纵之权,方能收四海翕从之效。不揣冒昧,谨以币制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办理条议清单二件,又各督抚臣币制奏议摘要汇录清单一件,恭呈御览。可否仰祈饬下度支部会同政务处、资政院再行筹议,如蒙俯采刍荛,议有端绪,即由度支部暂设调查局知会各衙门、各学会,分递意见书,一面电知督抚,派令各该处商会,公举熟悉商情员董,克期赴局集议,不厌求详,若再延聘东西洋有阅历之财政员各一员,以备顾问,更有实在考证。总期兴利除弊,一定不移,诏令所颁,永无反汗,夫而后币制克日定西新,财政次第推行,非特于立宪大有裨助,即海陆军亦不难筹款举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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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厘财政,固须集诸国所长,尤宜以一国为模范,除此次觅得明治财政全史,在沪设局赶紧翻译,一俟成书,另行进呈外,所有日本币制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银行条例定款,造币局规则,以及各国现行金银铜币式样,敬谨装成一匣,先行咨送度支部藉备查考。臣为整齐币制与推广银行,必须互相为用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具折详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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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宣统元年),大清银行鉴于宋、元、明各朝纸币泛滥,致失信用的历史教训,重视充实发行准备的基础工作,规定以九成现银为纸币发行准备。翌年,度支部又规定“大清银行应照发行纸币数目,常时存储五成现银以备兑换,其余亦须有确实之有价证券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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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国金融业经历从无到有、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而金融的力量,也逐渐成为左右国家走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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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争利,金融成帝国倾塌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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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请愿压力下,1910年11月14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5年。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新内阁成立,共13名阁员,满族占9席,其中7名为皇族,汉族阁员有徐世昌、盛宣怀、梁敦彦和唐景崇四人。立时舆论哗然,讥责为“皇族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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