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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最后20余年间，大祖父仲雅公曾经办京城各处电报案、跸路电线全工告竣案、开浚山东小清河工案、顺直江浙皖鄂鲁湖豫川陕等省义赈案等。历充天津海关、税局，商约大臣专员，度制部币制局，邮传部电政总局，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轮船招商局，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华洋义赈会、上海广仁善堂等机构要职。奏保县丞、知县行在、直隶州知州，奏奖知府，奏奖花翎三品衔，覃恩加请三代正二品封典。诰授资政大夫三等宝光嘉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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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氏将其弟盐提举衔湖北知县寅怀公长女，许配大祖父，诰封夫人。盛宣怀在给大祖父的函件中以“坦台”相称，想必出自“坦腹东床”的典故，是对婿辈的专属称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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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小祖父兴让公，字叔谦，为吴门著名画家，在洋务运动中，曾历充直隶顺德、广平、大名、临城、河南武安等处电报局总办，以及汉冶萍公司要职。诰授奉直大夫，六等嘉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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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仲雅手书《愚斋宫保行述原本》封面，上有吕景端（字幼舲号蛰盦，又号乐禅，江苏常州人，光绪时举人，历任内阁中书，中年后居盛宣怀幕府，为著名书法家）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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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思变革，颓势难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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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日记》记载了盛氏一行在短暂驻日期间，关切与思考立宪、工业和货币金融等问题，努力吸取日本成功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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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清廷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当时发行的纸币是一种银两兑换券，由英国伦敦一家公司印制，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张本国银行发行的现代形态信用纸币。金融大权，不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停业，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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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以后，由于铁路外债存款有了较大幅度增长，该行业务开始全面好转。存入主要来自清政府的存款、盛宣怀控制的企业和铁路外债存款，贷款方向主要是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该行支持国营企业，放贷给清政府兴办近代工业，也对华资私营工业企业起到了扶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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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通商银行资金实力远远超过传统钱庄，可用的资金高达10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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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7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九），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是我国最早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1908年7月1日起，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厘定《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进一步确定该行的国家银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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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谐议局。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宣告“9年后实行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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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立宪运动兴起，盛宣怀进一步认为建立中央银行是健全银行体系的基础之举，特别在货币发行等方面，即所谓“齐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之根本之地也”。盛氏指出：中央银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银行，它是“握全国金融之机关”“将来新币均需发交中央银行，再行分给各处官商使用，纸币亦然，是国内之出入财政，皆属该银行特权”。他明确要求，“中央银行本不当以零星放账为能事，转与商民争利，要在代任国库之出纳，扩张各公司各银行之资力，尤要在司理画一圜法之关键，流通纸币之兑换及其推广也。国内公债票之收发，皆当为之提倡，收其效验。故中央银行之建设，当集各国精华为吾一国之取法也，庶成效广而利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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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日记》中可见，盛氏在疾病缠身之际，广泛接触日本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其详，谋划设立中央银行等深化改革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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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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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18日登轮返国，25日抵上海。这次出访对他触动很大，进一步加深了对货币经济的认知。他曾密函一封给立宪派人物，度支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泽，说到“宣怀生平未尝亲历欧美，仅此次东游一观大略，见该国地狭民贫，所赖以存者，财政办理得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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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4月（闰二月），宣统元年，盛宣怀上《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一折，附陈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主办等条议。其中对于已由户部开办的大清银行如何强化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提出了系统性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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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以为，立宪最重理财，拟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以裕财政。币制欲求划一。非专用圜法不可。欲专用圜法。非确定十进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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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奏称：“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医，便道考察厂矿，得唔伊藤博文、松方正义桂太郎及日本银行正副总裁松尾臣善、高桥是清，造币局长长谷川为治等，研求币政。伊藤谓：立宪必先清厘财政，并将明治创立宪法大端告臣。松方谓：财政必先整齐币制，并将明治改良国币办法告臣。及臣往视日本银行，则松尾、高桥语臣以开办银行宗旨。又往视造币局则长谷川语臣以扩充造币。通计大抵日本集各国成法，参酌本国情形，运用新机，汇成币制，其要在银行与币局联络一气，综览全纲，乃如一串散珠有所归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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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日本地狭民贫，而上年国入增至六万一千万金元之巨，海陆军得以毕举，其收效之处，全在理财得其要领。我中国地大物博，而岁入不过一万万，民犹以为困。倘能参酌其理财之法，尽力于农矿工商，不必过于苛刻，富强可立而待。此其千端万绪，非一朝夕所能尽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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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齐其末必须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银行，何以备悉商情，操纵国币。从前我国所造龙元，未足抵制墨银，继造铜元，转以加增民困，皆官自为之，与商民隔膜，则不归银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币制亦多掣肘，及松方正义，采取德比二国良法，创立日本银行，又复讨求本国利弊，每颁一制，必先调查，各抒所见，择要而行，故能毫无扞格。盖欲使全国通行，永远不改，亦非数行诏令所能强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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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东游为时甚暂，然于银行币制两端颇为加意，并携回书籍，研究数月，撮其大要，益觉使民信用，必当有中央操纵之权，方能收四海翕从之效。不揣冒昧，谨以币制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办理条议清单二件，又各督抚臣币制奏议摘要汇录清单一件，恭呈御览。可否仰祈饬下度支部会同政务处、资政院再行筹议，如蒙俯采刍荛，议有端绪，即由度支部暂设调查局知会各衙门、各学会，分递意见书，一面电知督抚，派令各该处商会，公举熟悉商情员董，克期赴局集议，不厌求详，若再延聘东西洋有阅历之财政员各一员，以备顾问，更有实在考证。总期兴利除弊，一定不移，诏令所颁，永无反汗，夫而后币制克日定西新，财政次第推行，非特于立宪大有裨助，即海陆军亦不难筹款举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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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厘财政，固须集诸国所长，尤宜以一国为模范，除此次觅得明治财政全史，在沪设局赶紧翻译，一俟成书，另行进呈外，所有日本币制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银行条例定款，造币局规则，以及各国现行金银铜币式样，敬谨装成一匣，先行咨送度支部藉备查考。臣为整齐币制与推广银行，必须互相为用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具折详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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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宣统元年），大清银行鉴于宋、元、明各朝纸币泛滥，致失信用的历史教训，重视充实发行准备的基础工作，规定以九成现银为纸币发行准备。翌年，度支部又规定“大清银行应照发行纸币数目，常时存储五成现银以备兑换，其余亦须有确实之有价证券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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