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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迷失之三：高债务之下，货币政策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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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说演变的历史看，货币学派兴起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将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政府干预思潮拉下了神坛，经济学回归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奥地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推动经济政策向古典主义的“市场至上”回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带来了经济学理论中政府与市场角色这一经典问题的周期轮替，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后凯恩斯主义重新受到重视。现代货币理论更将货币推向了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角色。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公共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债务总规模达255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32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增加了87万亿美元。高债务迫使货币政策不得不维持宽松，有的主要国际货币甚至陷入负利率的情形。事实上，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的“债务上限软约束”和提前进入“最后贷款人”状态已经在西方经济政策中出现了。在高债务之下，货币政策能否回归中性，若能的话又将如何回归中性，恐怕是一个难解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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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举动，将这场普通的经济衰退——虽然可能是相当严重的一场，转变为一次主要的经济灾难，而不是试着用它的力量来抵消大衰退。1929-1933年货币供给减少了三分之一便是这场灾难的开端……大恐慌不仅不是一场自由企业体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场政府造成的悲剧。”如果我们把弗里德曼这一判断中的年份替换为2020年，将“减少”替换为“增加”，这个结论会不会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被证实呢？日本前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曾说，日本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货币政策不能定位于力所不及的目标。在全球越来越多国家陷入“日本模式”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货币史》，以促使我们在眼前的全球化迷雾中，保持一份历史的清醒和对货币相对中性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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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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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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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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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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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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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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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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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由来，起源于十多年前我们中的一员与已故的Walter W.Stewart的一次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对商业周期中的货币因素进行统计研究（这是当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所作的关于经济周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Stewart强调最好将美国内战之后的货币发展情况加以“分析性描述”（analytical narrative），以作为统计研究的背景，同时也指出有关“描述”的资料在当时并不容易获得，但是这种“分析性描述”会在数据之外为分析增加更为需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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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建议使我们在原计划的专题报告中增加了一章来描述货币存量的历史背景。这一章是在我们已经完成其余章节的第一稿之后才开始着手撰写的，但是它的确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由开始的一章变为两章，然后成为独立的一部分，现在已独立成书。虽然本书与统计分析各自单独成书，但是本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本书所使用的一些统计数据在即将出版的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Trends and Cycles in the Stock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中有全面的解释（后者成稿在前，但是付印在后）。当我们修订《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一书时，Stewart具有先见性的建议一次又一次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的建议所增加的对货币史的描述对我们所作的统计分析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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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对货币因素的周期性的兴趣，起源于它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与当前研究直接相关的最早研究成果是1947年出版的关于货币和库存现金的技术论文第4号（1947）。[1]该书所作的估算，虽然目前已经被取代，但是它是货币序列研究的第一步，这些内容构成了本书以及Phillip Cagan即将出版的《美国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1875-1955》一书中有关统计的主体部分。一些早期的成果发表在两篇关于货币需求的不定期出版物上，以及一篇关于插值计算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技术性论文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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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书的篇幅已很长，我们还是痛苦地意识到它的覆盖面有限。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已经触及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因此它不可能不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记录美国货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扮演的全部角色时，本应对经济和政治历史也进行全面的描述。当然，我们没有那么雄心勃勃。相反，我们紧紧固守着最初的目标，即为有关美国经济中货币的长期性和周期性表现所做的统计研究提供开场白和背景介绍，至于与此目的无关的材料，则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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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创作的若干年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帮助。几年前，我们就将本书的一份较早版本的手稿发送给了一些学者，他们对书稿的评论和建议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特别要向Clark Warburton致以深深谢意。他对本书数稿所作的评论，都详尽而宝贵，对最终定稿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当我们觉得似乎得出了一些原创和新奇的结论时，其实他早已经想到了。在此，我们还非常感谢其他许多人的宝贵意见，包括：Moses Abramovitz, Gary S.Becker, Arthur F.Burns, Phillip Cagan, Lester V.Chandler, C.A.E.Goodhart, Gottfried Haberler, Earl J.Hamilton, Bray Hammond, Albert J.Hettinger, Jr.，James K.Kindahl, David Meiselman, Lloyd Mints, Geoffrey H.Moore, George R.Morrison, Jay Morrison, Edward S.Shaw, Matthew Simon和George J.Sti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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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储备体（Federal Reserve System）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在美国的货币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非常细致地研究它的运转。因为很多原始资料并不公开，我们不得不经常依赖二手资料。为此，本书的倒数第二稿曾被送到联邦储备管理委员会以及很多前任和现任美联储官员处征求意见。在此，我们要衷心地感谢三位为本书稿提供宝贵意见的人，他们是：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顾问Clay Anderson；1930-1938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和副主席的Randolph Burgess；1940-1954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Allan Sproul。正是他们的意见使本书的终稿有所变化。另外，Sproul先生使我们注意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George Leslie Harrison关于联邦储备体系的若干报告，我们在终稿中大量使用了这些报告。Harrison的报告与Charles S.Hamlin（1914-1936年间任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日记，是我们在研究联邦储备体系历史中一些关键时期时所主要依靠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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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非常慷慨地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尚未出版的资料，比如：Phyllis Deane提供了英国价格指数；Raymond W.Goldsmith提供了1900-1919年间美国净国际资本流动数据（1919年以后的数据就可以从商务部获得了）；Simon Kuznets提供了美国年度国民生产净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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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拥有Charles S.Hamlin日记全部版权的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主任David C.Mearns，允许我们引用该日记。我们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特别藏品部主任Roland Baughman，他授权我们可引用前面提到的Harri-son报告中的著述。感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授权我们引用Harrison报告中的其他部分。我们还要向E.A.Goldenweiser女士表示感谢，她允许我们引用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所存的Goldenweiser报告中她已故丈夫尚未发表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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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需要极其大量的统计计算。其中大量的工作，主要由国民经济研究局的Mark L.Wehle完成，他也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宝贵意见。另外，我们在研究的不同阶段还接受过其他很多人的帮助，包括：Edith Hanover, Juanita Johnson, Phyllis A.Wallace, Nadeschda Bohsack, John Helbok, Martha S.Jones, David Laid-ler, Esther D.Reichner, Sophie Sakowitz, Hanna Stern, Judie Tomkins和Tom Teng-pin Yu。Harry Eisenpress和Millard Hastay为解决计算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帮助。另外，感谢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本书的创作期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一度在此任研究员）、货币与银行研讨会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提供了统计方面的帮助。我们感谢上述机构，感谢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故的Mary Girschik和她的助手们，感谢芝加哥大学的Lilly Monheit和她的助手们。最后还要提到的是，Janet Friedman牺牲了很多个夏天愉快地为她的父亲操作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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