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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几年，货币存量增长的速度大大放缓，而物价指数则在迅速上升。这个结果被广泛认为（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对战时货币存量大量增加的滞后反应。联邦储备体系只要继续以固定水平支持政府债券的价格，那么它用来控制货币存量的一般性手段就显得苍白无力。于是联邦储备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结果无一奏效。争论随之围绕债券支持计划本身展开。随后朝鲜战争爆发，价格的迅速上升放大了债券支持政策对货币存量控制的抑制影响。终于，在1951年，《财政部联邦储备体系协议》（Treasury-Federal Reserve Accord）应运而生，债券支持政策不再那么僵化，并在两年后被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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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措施也强化了这些国内事件的影响。许多国家在战后奉行了“低息借款”（cheap money）政策。这样的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公开的通货膨胀，或者采用一揽子措施来平抑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措施部分有效，部分无效。事实证明，没有国家能在不采取控制货币存量增长措施的情况下，成功地抑制通货膨胀。国内外事件和学术思潮的变化导致了对货币问题兴趣的回升以及对货币政策的重新强调，这种重新强调反过来也刺激了对所谓的货币政策局限性的重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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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态度的转变上，宣言明显多于实际行动。无论是《财政部联邦储备体系协议》，还是后来有关货币政策方向和路径的任何陈述，都没有在图1的货币存量变化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与早期相比，1947年后的10年中，货币存量上升的显著特点是年增长率高度稳定。从这方面考虑，战后时期与1903-1913年及1923-1929年极其相似。这三个时期在货币存量的变化率和经济环境方面都相对稳定（见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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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战后货币发展最令人迷惑的特点是，相对缓慢的货币存量增长与相当快速的货币收入增长同时出现。正如开篇所指出的，在本书研究的90多年里，货币存量比货币收入增长得更快（见图2）。1948年到1960年是例外，货币存量以每年2.9%的速度增长，而收入则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在加快。关于这个现象有多种解释，我们倾向于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公众对未来经济稳定性预期的变化（见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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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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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理事Albert J.Hettinger, Jr.为本书作了一篇评论，请参阅原书第809-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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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些估计值及其数据来源的完整描述请见本书的姊妹篇，Trends and Cycles in the Stock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国民经济研究局项目，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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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在这里使用的“公众”一词包括在美国的所有美元存款与通货的持有者，但不包括银行、财政部办事处（这是对存款来说；而对通货来说，则仅仅排除华盛顿特区办事处）以及美国的铸币和鉴定部门。公众包括个人，合伙企业，公司、州、县、市政当局，政府企业，信用机构。更详细的描述请见Trends and Cycles in the Stock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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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上文对公众的定义，这组数据不包括存放在银行金库以及美国财政部的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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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我们对公众的定义，这组数据不包括银行同业间存款以及美国政府存款。我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其进行了调整，从总存款数据中剔除了一些项目，以避免重复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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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金融机构为公众提供存款服务，或主要从事信用业务——符合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的定义，那么我们就视该金融机构为银行。根据重要程度，本书忽略了信用业务。我们将银行分为两类：商业银行和互助储蓄银行。商业银行包括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合并后的州立银行、信托公司、股票储蓄银行、提供存款服务的实业银行和Morris Plan银行、特别类型的存款银行——例如现金保管库（cash depositories）和特定州的合作交易所（cooperative exchanges），以及未合并的或是私人的银行（unincorporated or private bank）。互助储蓄银行（mutual savings bank）包括所有按照国家银行业准则运作的银行。详情请参见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Annual Report，1956，pp.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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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定义，储蓄贷款联盟和储蓄互助社不属于银行。这些机构的基金持有者更像是股东而不是存款人，虽然它们明显将这些基金看做银行存款的近似替代品，像我们定义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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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即将出版的Trends and Cycles in the Stock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中将会讨论我们把通货加全部商业银行存款称为“货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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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些比率，以及后面将会见到的其他年增长率都采用连续复合增长率假设，即起始日和终止日的货币存量的自然对数之差除以间隔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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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每年、每半年还是每季度，连续复合增长率都要低于离散复合增长率。以货币增长率为例，连续复合增长率是5.38%，每季度的复合增长率是5.43%，每半年的复合增长率是5.46%，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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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书中的收入，除非特别声明，均定义为国民生产净值，即Simon Kuznets在Capital in the American Economy：Its Formation and Financing（Princeton for NBER，1961）一书中计算出来的变量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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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引用的人均产出的增量是以1929年的物价水平衡量的国民生产净值；价格则通过以当前价格表示的国民生产净值除以以1929年价格表示的国民生产净值得到的隐含物价指数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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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第2章 绿钞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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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学者对从美国内战结束到1879年重新实行黄金支付制度的这一时期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一时期国民银行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而且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银行业结构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前大体上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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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货币本位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其中一些特征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重现，而另一些就此销声匿迹。在该时期的信用本位制下，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承诺向所有法偿货币持有者以固定的价格出售黄金。美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是完全自由浮动的。这种信用本位制后来在1933年才再一次出现。美元与诸如英镑、法国法郎等主要货币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又出现，但它们在重新出现后延续的时间都没有在内战后持续的时间长。这可能也是在浮动汇率下美国官方交易对黄金和外汇市场均无重大影响的唯一的一段时期[1]，也只有在这一时期，绿钞和黄金这两种同时用于国内支付的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自由浮动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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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这一将近15年的时间里物价水平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是为货币制度安排的争议埋下了隐患，并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困扰美国；二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定将使美国进入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两者的同时出现使我们对通货紧缩和经济高速增长不能共存这一如今广为接受的观点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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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分析本章所涵盖的时期还是本书所讨论的更长时期，1867年货币存量的组成状况都是一个好的起点，本书的数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流通中的多种货币类型不仅折射出内战时的金融发展，而且还预示着将来的发展进程（见第1节）。从1867年到1879年，货币存量、收入和价格的变化（见第2节）揭示了后来反复出现的一些规律，而另一些特征则是该时期所独有的。第3节考察了恢复铸币支付的政治影响。第4节分析了货币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第5节指出了这一时期的三个特殊问题：黄金溢价、决定黄金存量的因素和成功恢复黄金支付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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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867年货币存量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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