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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美国最初的价格增长伴随着为支付政府支出发行绿钞和其他法定货币而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大幅增长和银行存款的扩张。不幸的是，无论是战争期间价格的上升还是战争刚结束时价格的下降，我们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我们可用的连续的统计数据始自1867年，而那时的价格与战争期间的最高水平相比降幅已经超过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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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我们对货币存量的估计接近于恢复铸币支付日的货币存量，货币存量增长了17%，或者说其年增长率是1.1%。这主要发生在1870年到1872年年初。从1875年起，货币存量实际是下降的。价格的走势与此类似，价格的上升主要发生在1871年到1873年年初，而在1876-1879年则大幅下降。以后来的标准来看，货币存量的这种变化是很不寻常的：在如此长的时期中增长的幅度如此之小而下降的年份又如此之多。而在之后的时期，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倾向于在经济周期顶峰来临之前减速，在经济周期谷底来临之前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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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存量小幅增长的原因是1868-1878年高能货币（公众持有现金以及银行持有现金准备的总和）的数量保持稳定。高能货币在内战后起初是短暂下降的，因为战时政府债务工具退出流通。然后随着关于恢复铸币支付、绿钞和银币势均力敌的政治争端，高能货币在一个稳定水平周围波动。直到铸币支付的恢复成为既定事实，关于恢复铸币的争论才平息，并被银币的问题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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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众持有美元存款数量和银行派生存款数量的增加，这种高能货币的持续稳定就转化为货币存量的增加。存款通货比率的增长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商业银行的扩张。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增长反映了国民银行几乎两倍的增长以及非国民银行相对重要性的提高。这两个存款比率的增长都集中在1873年以前，而在1875年后这两个比率都下降了，这也是货币存量与其有相同的变化趋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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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出的快速增长，相对缓慢的货币存量增长造成了物价的大幅下降。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出产出的增长。唯一可用的综合性指标（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国民生产净值）是从1869年开始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估计值严重高估了此后10年的产出增长率。不过也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虽然仅凭国民生产净值并不能完全说明产出的增长，但事实上产出的确增长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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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数据的不完全使我们无法得到有关货币流通速度的准确结论。仅有的数据显示，1869-1879年收入有小幅上升。更精确的测算可能显示其是下降的，但我们无法知道下降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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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1878年或1879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同时代的观察家都认为这个时期是“经济的低潮期和混乱期”[99]。国民经济研究局指出，从1873年10月的经济周期顶峰到1879年3月的经济周期谷底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紧缩期，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这一判断与当时观察家的结论是相符的。然而，如果数据显示的结论是准确的，至少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产出是增长的。如果仅仅从产出上来衡量，经济衰退可能在1877年以前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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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价格的走势（1877年到1879年年初急剧下降）和成功恢复铸币支付之前货币的不确定性态势解释了这种明显的矛盾。无疑，紧缩是漫长和严酷的，但是金融变量的迅速下降（表现得十分明显，并且比其实物变量记录更为完备）可能使当时的观察家和之后的学者高估了紧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当时的经济观察家（数量不亚于现在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价格的急剧下降与产出的迅速上升是不相容的。这一时期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它颠覆了许多从前我们深信不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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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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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可能的例外是1877-1879年财政部以较低的利率赎回内战时发行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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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银行业的衰退中，通货与存款作为两种主要的货币形式在很短时期内是采用浮动比率兑换的（见第3章和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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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Bray Hammond，“The North’s Empty Purse”，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 pp.8-11，Oct.1961。文中谈到北方政府为战争融资的三种方式，即发行绿钞、税收和借款。为了更方便地从国民银行提款并且扩大政府债券的市场，政府制定了《国民银行法》，这个法案的许多重要思想体现了1838年建立的纽约自由银行体系及1858年马萨诸塞州立银行法案的精髓。见Fritz Redlich, The Molding of American Banking, New York, Hafner，1951，Vol.Ⅱ，PartⅡ，pp.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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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Simon Newcomb对以国民银行体系为战争融资的猛烈批评（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Our Financial Policy during the Southern Rebellion, New York, Appleton，1865，pp.199-222）。他的这本小书对我们在内战时期融资的理论问题作出了精辟、深刻以及具有原创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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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讨论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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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后来这一规定改为100%：1900年3月14日的法案授权国民银行可以以票面价值从货币监理署处回收流通中的国民银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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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是在1874年6月20日的法律中规定的，这实际上放松了以前的管制，而只要求国民银行持有一定的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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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初国民银行券的发行量被限制在3亿美元，在1870年7月被提高到3.54亿美元，1875年的《恢复铸币支付法案》完全取消了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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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73年年初，纽约市国民银行折价出售国民银行券以换回绿钞（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Jan.18，1873，O.M.W.Sprague, History of Cris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GPO，1910，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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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的季节性流动，大量包括其他地区银行票据在内的通货流向纽约，而这些票据在纽约的作用不如绿钞大，原因是如下两项制度安排：（1）与其他城市的清算所不同，纽约清算所规定只能用法定货币结算赤字。（2）在1874年以前，国民银行券只能在发行银行的柜台或其指定（在纽约或其他储备城市的）的代理机构的柜台赎回。发行银行往往在后者保有存款以满足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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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银行本可以简单地通过减少发行银行相应金额存款的方式来赎回票据，Sprague认为这是纽约的银行可以偶尔采取的合理措施。采取这种方式赎回可能会减少纽约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因此每赎回1美元的票据就会投放25美分的法定货币。然而，这种形式的赎回会导致发行银行准备金的减少并增加其他银行的责任，所以纽约的银行有充足的理由避免这样做。它们可以以0.25%的折扣向经纪商卖出票据，然后经纪商以0.125%的折扣再把票据卖给乡村银行，从中赚取绿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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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银行券的折价是否在1874年回购程序改变以前就存在还不是很清楚。1874年2月纽约市国民银行的主席Jemes Buell证实，当国民银行券“泛滥”时，纽约市国民银行拒绝国民银行券作为存款，但是“国家通货和绿钞并没有长期的差异”，他又提到在衰退期中（1873年9月）绿钞有“2%—4%”的溢价，不过从那以后“两者就完全一致了”（见Statement to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ew York，1879，pp.5-9）。Sprague形容货币溢价是由银行在1873年9月到10月拒绝货币和存款之间的转换造成的，这也是绿钞和国民银行券价格不同的原因。10月22日是他最后一次记录报价，其中有一条说明写道：银行券维持票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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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4年6月赎回程序改变以后，财政部总是以票面价值赎回国民银行券，财政部用每家银行交付的相当于发行量5%的基金来赎回银行券。这5%的基金仍然可以用作存款的准备金，当然，通过银行券的赎回，每家银行的准备金都降低了。然而发行银行无法确认是哪家银行将银行券出售给财政部，所以纽约市其他银行可以合法地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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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国民银行的职员C.B.Patten在19世纪80年代写道：“国民银行券在华盛顿的某个中央机构——以及发行银行的柜台上——被以法定货币赎回……因此它们的市场价值与法偿财政票据，即绿钞相同”（The Methods and Machinery of Practical Banking，7th ed.，New York, Bradford Rhodes，1896，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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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也可参见Phillip Cagan即将出版的有关决定和影响1875年以来美国货币存量的专著，这是一项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文中所讨论到的发行利润是基于Cagan自己的计算。他认为收益率等于债券的收益减发行的费用，再除银行获取债券时的资本占用额度。资本占用，简单地说，就是债券市场价格及在其基础上发行票据总额之差。另一方面，货币监理署认为资本占用与债券全额市场价格相等（见其1873年的年度报告，p.xxxiii，以及后续年度报告），这种方法计算出的收益率较低，并且被其他人所采用，见Report of the Monetary Commission of the Indianapolis Conven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898，pp.186-196；J.Laurence, Money and Prices, New York, Scribner，1924，pp.239-245，270271。在Laughlin的计算中，把债券的票面价值当做占用资本的数量，并且将债券市场价值超出票面价值的部分从“可贷流通资金”中减去。监理署和Laughlin都比较了债券的利息加上可贷流通资金的利息减去票据发行的费用所得的收益，与直接将占用资本以6%的利息贷出所得的收益。Laughlin和货币监理署的计算是一致的，除了Laughlin从“可贷流通资金”中减去发行银行将票据存在财政部所需的5%的偿债基金。因为该基金要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所以在计算发行收益时不必考虑这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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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4年12月对货币和银行委员会的陈述中，财政部部长Carlisle采用了货币监理署的方法得出了较低的发行收益，相较于直接借贷100美元所获得的6美元收益，每100美元市值的债券利润为6.52-7.83美元。根据Cagan的计算，发行债券的收益率是9.2%，而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只有4.2%。银行家们在货币和银行委员会前的陈述中都沿用了货币监理署的方法。纽黑文国民银行总裁宣称5万美元对我们银行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纽约一家州立银行的总裁说，他之所以保留州许经营权，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因为国民银行体系内确实无利可图。Carlisle总结了当时的观点：“当然，众所周知，国民银行内的流通金额只能赚取相当少的利润”（National Currency and Banking System, Report and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Dec.1894，H.Rept.1508，53d Cong.，3d sess.，Report, pp.7-9；Hearings, pp.49，15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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