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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时期，Snyder-Tucker一般价格的年度指数每年下降3.5%；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生活消费指数在这个时期是以Mitchell的指数为基础的（Gold, Prices, and Wages Under the Greenback Stand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08，p.91），每年的比率是2.1%（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47，Bureau of the Census，1949，Series L-1，p.231；L-36，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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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是基于年度数据，这些指数都低估了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的下降速度。我们可以对此进行粗略的修改，即根据图3中1867-1879年Warren-Pearson月度指数推算出每年4.9%的下降速度，这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每年5.4%的下降速度形成了对比。我们采用5.4%与4.9%之比来提高该脚注中总体指数的变化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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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Milton Friedman，“Monetary Data and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Apr.1961，pp.277，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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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同上，周期性的因素会使1879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比它的趋势值要小4.6%。根据该文章的表1，第278页，1867年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比趋势值低3.1%。因此，处于经济周期不同的时点解释了期间下降的速度，即每年1.5/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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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一些特殊因素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了不同方向的影响：第一，价格由内战期间的上升转为战后的下降，这意味着持有货币的成本降低，即货币的购买力先下降再上升。这可能会导致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然而，一旦对价格下降作出调整，那么价格的继续下降固然是低货币流通速度的原因，但不一定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调整应该是渐进的，而且在1867年并没有完成，这可能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下降。第二，价格在1867年后的降低速度减缓了，根据前面的原因，应该会造成较高的货币流通速度。第三，相对于家庭的自给自足来说，货币经济的扩张速度比以后快许多，这也可能是造成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一个原因。第四，货币标准的不确定性可能是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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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货币流通速度与以后趋势相比如此之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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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Historical Statistics，1949，Series K-1，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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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Historical Statistics，1949，Series K-168&K-169，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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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本章其余内容大部分是以弗里德曼的“Monetary Data and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pp.273-282）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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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1869-1888年，推算出的年度数据甚至综合总量——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国民生产净值——都不是很准确。在之后的20年（1889-1908）中，推算出的年度数据仅仅能用于国民生产净值、资本形成以及消费商品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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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资本形成和融资的长期趋势，这些年度数据的估计值只能作为粗略的数据以计算5年或更复杂的变化，这样可以消除短期的波动，从而精确地显示出长期的变化和波动。”（Simon Kuznets, Capital in the American Economy：Its Formation and Financing, Princeton for NBER，1961，pp.534 and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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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Kuznets的另外两部著作：National Product Since 1869，New York, NBER，1946，特别是第59-90页；“Long-Term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Incom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Since 1870”，Income and W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Trends and Structure,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Ⅱ，Cambridge, Eng.，Bowes and Bowes，1952，特别是第3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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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Kuznets，“Long-Term Changes”，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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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引自“Long-Term Changes”，p.37，另见William H.Shaw, Value of Commodity Output Since 1869，New York, NBER，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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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Kuznets，“Long-Term Changes”，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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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由于这种10年普查在整个测算中十分重要，所以像1869年和1879年这样的普查年份的估计比其他单个年份要可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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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另一个同时期的研究也显示了产出的高速增长，根据Gallmall对商品产出的测算，1869-1879年这10年间人均产出的变化率要高于战前的20年，而且只有1879-1889年、1919-1929年及1939-1949年超出了这个变化率（Robert.E.Gallman，“Commodity Output，1839-1899”，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24，NBER, Princeton, p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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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A.F.Burns所著的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New York, NBER，1934）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的10年产出增长得比较平均而并不是增长飞快。他考察的4组综合生产数据的中值都接近于10年增长率的指数曲线，其中三个略高而一个略低（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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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估计值更详细的数据见Friedman，“Monetary Data and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pp.27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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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该例外是1878-1885年经济周期前两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由1878年和1879年的国民生产净值决定的，这是计算温和衰退的12个周期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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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10年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速度，超过了根据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所预期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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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Rendigs Fels（American Business Cycles，1865-1897，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pp.107-108）所提供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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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的论断引出了分析的核心问题。在人均货币存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产出是否有很快的增长，并且价格的下降某种程度上能否证明产出的增长？或者人均货币存量的相对稳定是否是产出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以致能够推断出如果整个货币环境都是扩张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产出增长速度的降低？或者以上两点都夸大了货币因素的影响，产出的增长是与货币因素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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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思维的趋势显然会倾向于第一个解释。但是近来关于美国和英国的实证结果并不完全一致。Kuznets的美国数据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在1896年的通缩期前人均产出的增长是否显著地快于之后的通胀期，这个结果完全依赖于比较的起始和结束年份（见第3章）。根据以不变价格对英国人均收入的估算，在通缩期中产出的增长要比通胀期中快得多。（参见James B.Jefferys and Dorothy Walters，“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1870-1952”，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V, Cambridge, Eng.，Bowes and Bowes，1955，TablesⅢandⅩⅥ。这些国民收入的估算是基于A.R.Prest，“National Income of the United Kingdom，1870-1946”，Economic Journal, Mar.1948，p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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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国民经济研究局认为经济周期顶峰是1873年10月，但是更多的证据表明应该比这再早几个月，这也是我们有关经济周期顶峰和金融恐慌的时间关系的表述不是很精确的原因。我们很感激Clark Warburton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的提醒，另见Fels的American Business Cycles, p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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