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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引自“Long-Term Changes”，p.37，另见William H.Shaw, Value of Commodity Output Since 1869，New York, NBER，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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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Kuznets，“Long-Term Changes”，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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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由于这种10年普查在整个测算中十分重要，所以像1869年和1879年这样的普查年份的估计比其他单个年份要可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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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另一个同时期的研究也显示了产出的高速增长，根据Gallmall对商品产出的测算，1869-1879年这10年间人均产出的变化率要高于战前的20年，而且只有1879-1889年、1919-1929年及1939-1949年超出了这个变化率（Robert.E.Gallman，“Commodity Output，1839-1899”，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24，NBER, Princeton, p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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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A.F.Burns所著的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New York, NBER，1934）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的10年产出增长得比较平均而并不是增长飞快。他考察的4组综合生产数据的中值都接近于10年增长率的指数曲线，其中三个略高而一个略低（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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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估计值更详细的数据见Friedman，“Monetary Data and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pp.27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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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该例外是1878-1885年经济周期前两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由1878年和1879年的国民生产净值决定的，这是计算温和衰退的12个周期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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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10年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速度，超过了根据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所预期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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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Rendigs Fels（American Business Cycles，1865-1897，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9，pp.107-108）所提供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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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的论断引出了分析的核心问题。在人均货币存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产出是否有很快的增长，并且价格的下降某种程度上能否证明产出的增长？或者人均货币存量的相对稳定是否是产出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以致能够推断出如果整个货币环境都是扩张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产出增长速度的降低？或者以上两点都夸大了货币因素的影响，产出的增长是与货币因素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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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思维的趋势显然会倾向于第一个解释。但是近来关于美国和英国的实证结果并不完全一致。Kuznets的美国数据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在1896年的通缩期前人均产出的增长是否显著地快于之后的通胀期，这个结果完全依赖于比较的起始和结束年份（见第3章）。根据以不变价格对英国人均收入的估算，在通缩期中产出的增长要比通胀期中快得多。（参见James B.Jefferys and Dorothy Walters，“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1870-1952”，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V, Cambridge, Eng.，Bowes and Bowes，1955，TablesⅢandⅩⅥ。这些国民收入的估算是基于A.R.Prest，“National Income of the United Kingdom，1870-1946”，Economic Journal, Mar.1948，p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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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国民经济研究局认为经济周期顶峰是1873年10月，但是更多的证据表明应该比这再早几个月，这也是我们有关经济周期顶峰和金融恐慌的时间关系的表述不是很精确的原因。我们很感激Clark Warburton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的提醒，另见Fels的American Business Cycles, p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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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见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Bureau of the Census，1960（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pp.357，360-361，366-368，370，415-417，428，448，451，455；同上，1949，pp.149，218中的年度数据。也可参见Burns, Production Trends, p.288中的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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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这次经济衰退时期工程建设变化的证据不尽相同。在Kuznets的测算中，从1875年到1878年以当前价格衡量的建设水平有轻微的下降：如果以不变价格衡量，那么它最终呈现轻微的上升。另一方面，无论是以美元价值还是以数字衡量，建筑许可证数据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都出现了较大的下降。修建铁路的里程在1875年经历了一个谷底，在1876年有所回升，不过在1877年又开始下降，而后又在1878年和1879年再次回升。对那些受管制公共事业（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铁路）的工厂和设备资本支出，如果以当前价格计算，1876年是一个谷底并且后来只有微幅的增长；如果以不变价格测算，1875年是一个谷底，但是后来的增长要比以当前价格测算时强劲得多。Moses Abramovitz总结说，前面提到的这些证据以及他考察的其他序列清楚地表明19世纪70年代建设方面出现了停滞，建设活动的绝对水平有所下降（见他的“Evidences of Long Swings in Aggregate Construction Since the Civil War”，一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报告，正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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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1879年货币数据方面严重的下降是毫无疑问的：物价、结算、铁路收入、进口值等，以上这些方面的变化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衰退的状况。A.R.Eckler（“A Measure of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s，1873-1932”，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May 1933，p.79）认为1873-1879年是严重的衰退期，这是根据他使用的三个货币序列、两个实物量的序列和另一个不知应归为货币还是实物的序列得出的。David A.Wells（Recent Economic Changes, New York, Appleton，1889）认为，1873-1879年是“最奇怪的，并且在很多方面史无前例混乱和贸易严重衰退的时期”（p.1）。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的意见，就会发现价格的下降是他强调的重点，并且他也的确将价格的下降归因于产能和实际产出的上升（例如，见第11、12、25、49、62、82、338和432页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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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人们在衰退期的不满情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工资的下降而不是失业的上升。在1878年，Carroll D.Wright（马萨诸塞州劳动局的负责人）认为，全国的失业人数少于50万，虽然现在很多人预测是300万（Samuel Rezneck，“Distress, Relief, and Discon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Depression of 1873-1878”，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1950，p.498）。1877年的工人骚乱就是因为一系列削减工资和引进劳动力节约型机器而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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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见Charles F.Dunbar, Economic Essays, New York，1904，p.213；Dorfman, The Economic Mind, pp.15-18。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因为绿钞不能作为银行的准备金，所以绿钞的增长也会使存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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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1865，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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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Greenbacks,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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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R.P.Sharkey, Money, Class, and Par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9，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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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参见K.H.Porter and D.B.Johnson, National Party Platforms，1840-1956，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6，pp.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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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John Stuart Mill对民主党竞选纲领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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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强加在某些人身上的请求，而这些人会在他们自己否定的事情面前退缩，即绿钞，无论其如何贬值，都是美国的法定货币和法定支付手段；其他人必须以这些货币收到其应收款项，而为什么公共债权人可以例外……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如果那些把自己的储蓄借给政府的人被告知他们借出的每1000美元将以绿钞来偿还，这可能意味着收到的钱不会多于1000美分（法郎的贬值甚至比这更加严重），那么没有任何人能承受得起，除非他能把自己的钱像礼物一样送给国家，或者有足够的利息可以抵偿这种极高的风险。美国政府得到了这笔钱，而且在一个新国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并没有支付较高的利率；在获得好处，并且利用这种帮助保卫了国土安全之后，他们现在却极力控制价格，这是以牺牲国家声誉为代价的。（节选自致一位英国朋友的信，发表于Nation, Oct.15，1868，pp.308-309，题为“John Stuart Mill on National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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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Mill的逻辑是无可辩驳的，但他对事实的假定却不正确。我们在本章第5节将会看到，内战期间政府债券的市场价格说明，购买者是将其视为绿钞债务，而不是期望政府能以黄金偿还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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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Irwin Unger，“Businessmen and Specie Resump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Mar.1959，pp.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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