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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银行业危机的影响，存款准备金比率之所以呈现出温和的周期性变化，更多的是由于非国民银行存款相对于国民银行存款的变化，而不是单个银行法定准备金的变化：在经济扩张时期，非国民银行存款相对于国民银行存款有所上升；在经济紧缩时期，则相对下降。经济周期中两种类型银行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使存款准备金比率呈现周期性变化，进而导致了货币存量的周期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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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高能货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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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存款通货比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保持不变，高能货币总量最终是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当黄金流入时，高能货币增加；当黄金流出时，高能货币减少。当然，外部因素的调整并不是瞬间完成的，因此在短期内国内因素有充分的空间来影响高能货币总量。此外，国内因素会影响国际贸易，并在此过程中影响和国际经济状况联动的国内经济。上一章结尾我们提到过一个例子。财政部在铸币支付恢复前积累黄金储备，从而需要增加国际贸易盈余或减少贸易赤字。因此，财政部的行为导致美国国内价格水平相对于国外价格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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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1897年，导致高能货币变化的主要国内因素或与国库现金有关，或与财政部在两个白银法案下购买白银的行为有关。前者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财政手段对国民银行券施加影响而实现的。在许多情况下，国库现金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总量，因为通过简单的簿记式交易就可以轻易地改变它。但是在这段时期，相关法规规定财政部不能通过修改簿记科目来更改其公布的余额。法律上不允许财政部自由发行信用货币，并将其收入加入自己的财政余额。财政部唯一发行的一种信用货币是低值硬币和银币的信用成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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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人想过为了获得铸币税以及增加国库现金而购买青铜、黄铜、镍和白银，更别说这样做了。国库现金只能由以下方式改变：通过财政盈余或者借款而增加，两者会导致高能货币的减少；通过财政赤字或者偿还债券而减少，两者会导致高能货币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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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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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0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高能货币中，国库现金与高能货币的比例一直很小，该比例在9%-27%这一范围内波动，并且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变化十分微小。但是很显然，高能货币大部分的短期变动都是由国库现金的这些微小变化导致的：高能货币本身与它和国库现金两者之和相比，要更加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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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现金变动对货币存量稳定性影响的净效应是很难判断的。有些由国库现金造成的高能货币的变动也可能会由国际贸易条件引起。即使国库现金保持不变，高能货币及货币存量仍会由于黄金流动而发生变化，并最后表现为高能货币与国库现金之和的变动，或者高能货币本身的变动。但是既然国库现金的变动主要发生在短期，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是其变动导致了货币存量实际变动模式与由国际贸易条件所决定的模式的偏离，并造成了其他情况下可能不会发生的黄金流动。这种解释可以由图11来充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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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显示了每年6月30日之间国库现金的变化，以及相应的财年中黄金国际流动净额。该图显示，1880-1884年间和1888-1892年间，两个变量的短期变化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1884-1888年间，二者又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我们忽略由白银问题所支配的最后几年，图中显示出有两次，黄金流动由于国库现金的变动而更加剧烈；同样有两次，其变动幅度由于国库现金的变动而缩小。[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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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从这方面来看，国库现金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高能货币和国库现金之和的变动比实际情况更加剧烈，但是仅就高能货币自身来说，其变化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国库现金的变化与两个存款比率的变化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可能会抵消甚至改变国库现金对货币存量的这种扰动。1885-1886年间急剧增加的国库现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当年两个存款比率急剧上升对货币存量产生的影响（1884年银行业危机后的反弹），因而缓和了货币存量的上涨，即便如此，该年货币存量的增长率也高于其前后两年。同样，1890-1891年国库现金的减少，帮助抵消了这些年份中两个比率下降的影响，从而将货币存量从本来的绝对下降趋势转变为相对减缓的增长趋势。然而另一方面，1891-1892年国库现金的进一步减少，导致了当年货币存量的急剧增长，而第二年的货币存量必然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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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判断忽略了两个存款比率的变化，即使国库现金没有发生变化，两个存款比率本身也会有所不同。如之前所假设的，如果国库现金更加稳定，高能货币总量也会更为稳定，那么这种稳定性必然会影响银行的头寸，从而影响两个存款比率。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估计这种间接作用的大小甚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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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879-1897财年黄金流出净额和国库现金的逐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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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所示为日历年。财年间的变动以日历年的年初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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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Series U-6，pp.537-538；同表5，第6列（见下文），1878年的数据和表5中1879年数据的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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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库现金的波动对货币存量起着稳定还是干扰作用，有一点总是肯定的：只有明确而谨慎的财政行为才能尽可能减小国库现金的波动。在独立的财政系统下，关税收入这一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是不能存放在银行中的——在支出前，必须以通货的形式存放于财政部。多数情况下，政府都持有财政盈余。这个盈余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例虽小，但是相对于高能货币却是不可忽略的，年度盈余最大可达到高能货币的10%以上，而1879-1892年间积累的盈余在该时期末达到了高能货币的2/3。如果任由该盈余在财政部中积累，会导致巨大的货币紧缩，只有通过进口大量黄金才能填补这个货币缺口。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政府用盈余来偿还债务或支付债务的利息，或者将除关税外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存进银行。但是，这些措施同样具有反向作用，因为清偿债务会减少债务的数量，从而提高债券的价格。而这些债券是国民银行券的抵押，因此导致国民银行券数量从1882年的峰值（3.5亿美元）跌落到1891年的谷底（1.6亿美元）。这些措施在金融紧缩时同样会使财政部采取类似的公开市场操作，因而财政部承担了中央银行的功能，虽然其行为总是飘忽不定、无迹可寻。结果，这段时期的货币史充斥着财政部干预货币市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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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1893年由于债务偿还额度超过财政盈余，国库现金出现了稳定的大幅度下滑。财政部参与了公开市场净购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前文所提及的，货币存量在1891-1892年间出现了短暂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此举也导致了黄金出口的增加或者黄金进口的减少。1890-1893年《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下的白银货币化使货币存量大幅扩张，进一步激化了这个结果。1893-1896年，尽管出现了财政赤字，但国库现金仍旧有所上升，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借贷——财政部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债券。站在财政部的角度来看，它这么做是为了维持和补充其黄金储备，然而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又必须允许资本出口，最后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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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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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立法对高能货币的构成有直接影响（见图12及表5；表5同时还给出了国库现金的构成）。银元立法的影响可以从白银及1890年国库券的增长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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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879-1897年高能货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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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包括美国流通券、白银辅币以及大额通货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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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5，第7-12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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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879-1897年国库内外的通货，按货币种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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