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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从这方面来看，国库现金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高能货币和国库现金之和的变动比实际情况更加剧烈，但是仅就高能货币自身来说，其变化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国库现金的变化与两个存款比率的变化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可能会抵消甚至改变国库现金对货币存量的这种扰动。1885-1886年间急剧增加的国库现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当年两个存款比率急剧上升对货币存量产生的影响（1884年银行业危机后的反弹），因而缓和了货币存量的上涨，即便如此，该年货币存量的增长率也高于其前后两年。同样，1890-1891年国库现金的减少，帮助抵消了这些年份中两个比率下降的影响，从而将货币存量从本来的绝对下降趋势转变为相对减缓的增长趋势。然而另一方面，1891-1892年国库现金的进一步减少，导致了当年货币存量的急剧增长，而第二年的货币存量必然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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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判断忽略了两个存款比率的变化，即使国库现金没有发生变化，两个存款比率本身也会有所不同。如之前所假设的，如果国库现金更加稳定，高能货币总量也会更为稳定，那么这种稳定性必然会影响银行的头寸，从而影响两个存款比率。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估计这种间接作用的大小甚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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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879-1897财年黄金流出净额和国库现金的逐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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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所示为日历年。财年间的变动以日历年的年初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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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Series U-6，pp.537-538；同表5，第6列（见下文），1878年的数据和表5中1879年数据的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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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库现金的波动对货币存量起着稳定还是干扰作用，有一点总是肯定的：只有明确而谨慎的财政行为才能尽可能减小国库现金的波动。在独立的财政系统下，关税收入这一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是不能存放在银行中的——在支出前，必须以通货的形式存放于财政部。多数情况下，政府都持有财政盈余。这个盈余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例虽小，但是相对于高能货币却是不可忽略的，年度盈余最大可达到高能货币的10%以上，而1879-1892年间积累的盈余在该时期末达到了高能货币的2/3。如果任由该盈余在财政部中积累，会导致巨大的货币紧缩，只有通过进口大量黄金才能填补这个货币缺口。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政府用盈余来偿还债务或支付债务的利息，或者将除关税外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存进银行。但是，这些措施同样具有反向作用，因为清偿债务会减少债务的数量，从而提高债券的价格。而这些债券是国民银行券的抵押，因此导致国民银行券数量从1882年的峰值（3.5亿美元）跌落到1891年的谷底（1.6亿美元）。这些措施在金融紧缩时同样会使财政部采取类似的公开市场操作，因而财政部承担了中央银行的功能，虽然其行为总是飘忽不定、无迹可寻。结果，这段时期的货币史充斥着财政部干预货币市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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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1893年由于债务偿还额度超过财政盈余，国库现金出现了稳定的大幅度下滑。财政部参与了公开市场净购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前文所提及的，货币存量在1891-1892年间出现了短暂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此举也导致了黄金出口的增加或者黄金进口的减少。1890-1893年《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下的白银货币化使货币存量大幅扩张，进一步激化了这个结果。1893-1896年，尽管出现了财政赤字，但国库现金仍旧有所上升，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借贷——财政部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债券。站在财政部的角度来看，它这么做是为了维持和补充其黄金储备，然而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又必须允许资本出口，最后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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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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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立法对高能货币的构成有直接影响（见图12及表5；表5同时还给出了国库现金的构成）。银元立法的影响可以从白银及1890年国库券的增长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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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879-1897年高能货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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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包括美国流通券、白银辅币以及大额通货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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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5，第7-12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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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879-1897年国库内外的通货，按货币种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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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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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四舍五入，国库内外的通货总和与第13-18列的数据可能会存在偏差。第6列和第12列的数据未经季节调整，所以和表A-1、表A-3列（1）有所不同。“黄金”包括金币及金元券。“白银”包括银币及银元券。“其他”包括美国流通券、白银辅币以及大额通货凭证。低值硬币被忽略不计。第1列至第6列是未经修订的财政部数据，也就是位于华盛顿的财政部提供的、报表编制完成时当月最后一天的持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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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A-1、表A-3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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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2所示，1886年以前白银增长缓慢，高能货币增量中更多的是黄金。那时起至1893年，白银保持快速增长，几乎完全替代黄金成为高能货币增量的主要来源。因此，白银、黄金和高能货币都在一个几乎固定的水平周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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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1893年，国库外白银和1890年国库券两者之和增长了大约5亿美元，这是白银阵营势力增强的一个标志。这些增加的购买量导致了高能货币的相应增加，从而使货币存量大幅扩张。当时人们认为，这对金本位制构成了威胁。但是很显然，白银购买对货币存量的直接影响事实上并未威胁到金本位制。首先，由于到期偿债，未清偿的国民银行券有所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白银通货增长对货币存量的影响。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高能货币在1879-1893年间增长了7.4亿美元，比白银通货增量高出2.4亿美元。如果没有白银购买，黄金存量——或者货币存量的其他组成部分——将会比实际增长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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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本位制的真正威胁来自白银购买对国外投资者持有美元意愿的影响。白银购买体现了白银的支持力量，从而阻碍了资本的流入，或者说造成了大量投机性资本的外流，并为更大的资本流失埋下了伏笔。资本流入的减少或者说实际上是资本的大量外流，导致了高能货币增长放缓。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影响，白银通货增量占高能货币增量的比重会更小。再加上为了防止潜在资本外流所采取的措施，这些都构成了对货币的紧缩性影响，从而满足了国际收支差额必要的调整。所以，银元运动对货币体系造成的破坏非常荒谬地与其初衷正好相反。它并没有带来货币存量的快速增长，而是相反地，抑制了货币存量的过快增长。[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