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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890年8月，财政部纽约分部改变了以前几乎完全用金币或金元券来进行清算行余额结算的惯例，而改用1890年国库券或美国流通券。之前银行向需要缴纳关税的客户支付黄金，因此纽约的关税收入大部分是金币和金元券。随着纽约分库对结算惯例的改变，关税收入中，金币和金元券的比例剧烈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流通券和1890年国库券（“Annual Report of the Treasurer”，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891，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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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3月，尽管黄金供给绰绰有余，但是财政部仍然规定每出口1000美元的金条要征收40美分的费用。结果在1893年美国黄金净输出中，大部分是金币。在1891年夏，财政部出售具有完全法偿效力的西部汇票，规定只要以黄金支付，每1000美元的汇票价格将降低60美分（A.D.Noyes，“The Banks and the Panic of 1893”，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Mar.1894，p.27，n.2；J.DeWitt Warner，“The Currency Famine of 1893”，in Sound Currency, Feb.15，1895，p.3）。Cf.Frank Fetter认为财政部应该对不同形式的货币一视同仁，他对这一点的重要性有详细论述（“The Gold Standard：Its Function and Its Maintenanc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une 1896，pp.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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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据估计，1890年国外持有的美国证券总量达30亿美元。1890-1894年，有3亿美元的证券回到美国国内。所以，外国投资者的年均净购买额从1885-1889年的约2亿—3亿美元，下降到1890-1894年的6000万美元（Myers, New York Money Market, 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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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银行开始在票据和抵押业务中增加条款，要求以黄金或其等价物支付。1893年2月，财政部部长成功地使纽约银行向财政部支付600万美元的黄金，以兑换完全法偿票据（legal-tender notes），而这些黄金是银行之前用完全法偿票据赎回的。但是在这次交易之后，对财政部的挤兑仍然没有停止（New York Tribune, Feb.10，11，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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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3月4日就职的新当局发现，财政部拥有1.01亿美元的黄金，而其他货币形式的通货仅2500万美元。在3月和4月，银行自愿将2500万美元的黄金归还到财政部，用以交换票据（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893，p.lxxii；1896，p.130）。4月15日，财政部部长发布通知，将遵照1882年7月12日的法律暂停财政部金元券的发行。之后便谣言四起，人们认为既然财政部的储备已经降到法定最低线以下，那么它将用白银而不是黄金来偿还1890年国库券。4月20日财政部部长在一个公共访谈里，试图消除谣言所导致的这种疑虑，但是并未获得成功。尽管总统坚定无疑地宣布这些票据将用黄金来偿还，但货币市场的混乱依然没有得到缓解（Allan Nevins, Grover Gleveland, New York, Dodd, Mead，1944，p.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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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由于议案的通过受到阻碍，《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中的购买条款直到11月1日才得以废除，尽管国会早在8月7日就为此召开过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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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外部流失和内部流失之间是有区别的。用这一点来解释1893年危机及其原因，似乎要比Sprague（History of Crises, pp.153ff.）或A.D.Noyes的解释（Forty Years of American Finance, New York, Putnam，1909，pp.159-173，182206）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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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来说，Sprague过于轻视白银对于引发危机的重要性（参阅第162、165、169、179页），尽管在1891-1893年白银确实导致了大量黄金的流出。Noyes主要用白银事件来解释这次危机，因此无法解释西部银行的挤兑现象，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公众迫切希望将其他资产转换为国库券和银元券。因此，他说：“恐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理性的；因此，虽然1893年的金融恐慌是由于人们担心法偿货币的贬值，但是这些惊慌的银行存款人的第一个行动却是从银行提取这些法偿货币。”（第190页）而Sprague的辩驳则更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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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金融中心，银行破产和停业主要应该归咎于白银的影响。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破产和停业主要发生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地方的民众对白银货币失去了信心。假设货币的影响真的那么大，我们应该发现东部的很多银行破产，存款者也会对流通中的不同货币产生歧视。银行挤兑、无数银行破产和停业的直接原因显然是对银行流动性的怀疑，而不是对流通媒介的不满（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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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两种不同的力量是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的黄金流失的原因：对财政部维持白银和黄金平价能力的不信任导致了黄金的外部流失；对银行流动性尤其是西部银行的不信任导致了黄金的内部流失。两者之间也有联系，那就是：对金本位制的怀疑导致了资本流入的减少，由此产生了额外的紧缩效应，而该紧缩效应则对银行流动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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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那段时期货币存量的月度数据，所以我们不能更精确地了解存款通货比率下降和银行挤兑之间的关系。但是关于国民银行的存款和财政部之外的现金这两项，我们可以得到所有赎回日的数据。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存款通货比率直到1893年5月4日至1893年7月12日期间才出现下降，而在这段时间里正好发生了第一次股市崩盘和第一批银行挤兑。从国民银行的数据看，存款通货比率在1893年10月3日这一赎回日达到了低点。但是存款通货比率的低点很有可能出现在9月，那时对现金支付的限制刚取消。10月3日那一天，存款通货比率已经开始上升。到1894年6月，所有银行的存款通货比率又恢复到了1892年6月的水平，但是以国民银行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出的7月的数据还是比1892年7月的数据低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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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股价的崩溃刺激了国外投资者的购买，因为白银购买法案的废除已被认为是既定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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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893年停业的360家国民银行和州立银行的负债达到1.1亿美元，其中，343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和南部，总负债为9600万美元。另外，有250家私人和储蓄银行停业，负债为4200万美元，其中224家在新英格兰和美国东海岸中部各州以外的地区，其总负债为3600万美元（Noyes，“The Banks and the Panic of 1893”，pp.15-16）。其中许多银行都具有非常好的偿债能力，挤兑让它们陷入尴尬的境地，但是持续时间非常短——将钱从纽约装船运输到当地时，它们的窘境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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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银行在客户要求支付时一致拒绝把存款转换为通货，这样的行为在文献中被称为“银行的暂停支付”。我们使用“现金支付的限制”或“存款转化为通货的限制”，是为了避免混淆银行的“暂停支付”和银行的“停业”：前者是指类似于1862年和1933年货币当局对铸币的暂停支付；后者是指单个银行的停业，它包括银行的暂时关闭和经营的中断。这些银行接下来可能会重新营业，也可能会通过破产或兼并而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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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阅Noyes，“The Banks and the Panic of 1893”，p.24；Sprague, History of Crises, pp.19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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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Warner，“The Currency Famine of 1893”，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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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根据《恢复铸币支付法案》，财政部在1894年1月和11月连续向纽约各银行发行了5000万美元债券，但是这并未成功重建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债券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当前的政府开支，而且认购债券的金币主要是人们用法偿货币从财政部赎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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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8日，财政部和以摩根、贝尔蒙特牵头的银团辛迪加签订了一份合约，这些银行同意在1862年3月17日的法案的条款下向政府出售350万盎司的黄金（合65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从欧洲获得并运回美国的——以104.5美元的价格获得30年期、利率为4%的国库券。这些国库券由辛迪加以112.5美元的价格在市场上卖出。随后双方都同意对合约进行修改，所以只有1450万美元的黄金从欧洲运至美国，在欧洲市场上出售的债券的剩余部分在美国继续出售。辛迪加同时承诺，在行使合约时将防止黄金从财政部流出。第一步，辛迪加在伦敦以等于或者低于黄金出口行所能接受的价格出售了其自身的银行汇票，并且不包含通过铸币汇款方式进行的销售。辛迪加集团忍痛将新政府贷款的一部分分给几乎所有和国外有联系的银行业机构，以此来消除外汇市场的竞争，条件是它们只能在黄金输出点以上输出黄金和出售外汇。在合约签订后的5个月里，财政部的黄金流出停止，人们对金本位制的信心重新建立，同时欧洲对美国证券的需求又出现了反弹。伦敦的债权人纷纷追捧纽约签发的汇票，辛迪加因此偿还了它的大部分伦敦借款。1895年7月，辛迪加的兑换价格固定在4.90美元的最低水平，比包含铸币运输的伦敦汇票可能获利的水平高出1美分。但是，当一家和欧洲有来往的纽约咖啡进口公司提供了比辛迪加低1美分的汇率时，辛迪加最终瓦解了。这家公司从财政部提走黄金并运出来以支付其英镑汇票。第一次是以自己的名义汇出，之后则是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汇出。关于整段时期的情况，参见A.D.Noyes，“The Treasury Reserve and the Bond Syndicat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Dec.1895，pp.573-602。所谓的相关机构秘密安排的负有法律责任的合约条款，在民粹主义者文献里始终被称为“国际银行家的阴谋”，并演变为1896年竞选争执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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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月，财政部公开发行了1亿美元利率为4%的债券，被公众超额认购。同样，这次认购所用的黄金仍然主要是从财政部中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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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Simon，“The Hot Money Movement”，pp.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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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873年2月12日通过的这项法案中明确说明，美国的银币将由重新发行的、含有420格令（378格令纯银）的美元及辅币组成，这些辅币的面额包括0.5美元、0.25美元、0.1美元，“在不超过5美元的任何交易中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这项法案中还详细规定了5美分、3美分和1美分三个小额硬币的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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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74年6月被批准的第3586项修正的条例中规定，包括1873年法案列举的银币在内的所有银币，在不超过5美元的总额中都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因此，这些银币中包括了412.5格令标准银元，虽然并无报告显示当时流通中存在这种标准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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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使用贸易美元是为了同东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清算。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接替墨西哥美元。墨西哥美元含有377.25格令纯银，和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人通常从美国银行以溢价买入，然后将其用于对远东的汇款支付。贸易美元最初并不计划在国内流通；Laughlin称，规定贸易美元在不超过5美元的交易中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完全是随意决定的。但是银价的下降使得在加州将贸易美元投入流通变得有利可图，因为不同于美国其他地区，加州主要使用的货币是黄金，而美国其他地区以绿钞所表示的白银仍然有所溢价。为了遏止其在国内的流通，国会于1876年7月22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贸易美元的完全法偿能力，并且授权财政部部长可以酌情停止贸易美元的铸造。1877年前白银价格十分低廉，美国除加州外其他地区的贸易美元相对于绿钞是折价流通的。尽管已经没有完全法偿能力，但依然有货币经纪人在偏远地区平价发行了大量的贸易美元，因此财政部部长下令中止了贸易美元的铸造。投机者将贸易美元从中国回收，期望能以其面额兑换回黄金。国会后来通过了一项法案，将6个月内现存的贸易美元按其面额赎回，从而使投机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项法案于1887年3月3日获得通过，在没有Cleveland总统签字的情况下成为法律（J.Laurence Laughlin, 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ppleton，1901，pp.102-105，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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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D.R.Dewey,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S.，7th ed.，New York, Longmans，1920，pp.403-405；Noyes, Forty Years of American Finance, pp.35-36；Laughlin, History of Bimetallism, pp.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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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Paul M.O’Leary在他颇有创见、趣味横生的笔记中评论，1873年法案确实是一宗罪案，因为1873年法案的起草人H.R.Linderman早就认识到会有长期因素起作用而使白银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但是他仍然故意将标准银元排除在美国货币体系之外，希望能消除“铸币支付恢复后建立事实上的银本位制”的可能（“The Scene of the Crime of 1873 Revisited：A Not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1960，p.392）。关于Linderman的博识以及他起草该法案的目的，O’Leary的评价十分令人信服，但是他有可能曲解了Linderman于1877年发表的对该法案的陈述。他之所以发表陈述，是因为当时白银支持者已经意识到他们勉强同意通过法案是十分错误的，也认识到该法案起草人的渊博学识及先见之明。1869年Linderman和当时的货币监理署署长John Jay Knox受命修订所有和铸币相关的法规。在1870年递交的报告中，他们建议废除银元，此时，Linderman不大可能意识到银价将来的变化，其决策更不会受此影响。O’Leary最后的观点是无可挑剔的：如果1873年法案中包含标准银元铸造条款，那么这段历史可能真的会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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