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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1919，p.213；Chap.10，pp.557 and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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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从流通领域中收回十余亿美元的金币和金元券，是联储体系黄金集中政策的一部分，并且通过要求银行配合来达到这一目的，联储要求银行“从实收现金（incoming cash）中分离出金元券，除非特许，否则不能通过柜台支付任何这种金元券，所有银行都应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上交超过库存现金的金元券”（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Sept.1917，p.660）。联储要求这些银行对外支付联邦储备券，并且也不鼓励公众购买金币（ibid.，Dec.1917，pp.93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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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通货的下降，与美国中立期时的下降不同，主要的起因不是国民银行券退出流通。英国急需把银锭运输到印度，当时印度还是银本位制并且有很多战事。依据1918年4月通过的《彼特曼法案》（Pittman Act），英国可为此从美国财政部购买银锭。交易的过程为：通过联储银行积累银元券，将它们转移到财政部兑换彼特曼债券，该项资产包含在联储银行贷方的资产项目中；财政部取消银元券，从而释放出运输到印度的银锭；并且，联储银行发行由彼特曼债券担保的联储银行券来取代银元券。到停战时，1.85亿美元的银元券从流通中收回，但仅发行了7500万美元联储银行券。到1920年年底，这些联储银行券的总量达到了最大值，为2.5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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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后发行的债券是在1919年4月至5月发行的胜利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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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也可以提供一些其他可能的因素，但是全面的分析将会使我们偏离对主要问题的关注：（1）只有一小部分的战争支出是由税收来筹集的，但是这些税收的确吸收了本应由私人消费的资金，而且在中立期协约国根本没有消费的对应税收项目；（2）债券的发展可能促进了自愿储蓄，从而在价格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私人的储蓄率会上升；（3）利率稳步上升；（4）价格管制、资本项目上的自愿控制、强制的外汇管制和其他战时措施已缩减了一些开支，否则将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战时需求；（5）刚刚停战后，未来的不确定性、经济的恢复和军人复员定然共同影响了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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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Phillip Cagan,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Relative to the Total Money Supply, New York, NBER, Occasional Paper 62，1958（影印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1958，pp.303-328）；并且见他即将出版的关于1875-1955年美国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影响的专著（一项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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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我们可以根据政府支出的融资给出货币退出流通对通货膨胀速率的影响。我们把联储看做一个政府机构，并且将其账目与财政部账目合并，同时，我们也不考虑表10所示的高能货币的构成，并且把这一时期的高能货币看成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两部分的组合：黄金与政府直接或间接发行的信用货币。对每1美元的信用货币，政府都获得多于1美元的资源控制权。（严格地说，国民银行券和不太清晰的银通货应被分离出来，因为这一说法对它们来说并不适用。但是在战争期间国民银行券基本没有变化。银通货的主要变化就是部分被联储银行券代替，见注释[31]，这对美国政府可控制的资源没有实质影响。因此将国民银行券和银通货包括在信用货币内，不仅简化了论述，而且使之更为准确。）在没有价格上升的情况下，这等同于以零利率借款，在价格上涨情况下，这等同于强制征收铸币税（见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pp.254-255）。如果没有部分准备金制度，那么所有货币都构成高能货币，我们也就无须讨论这个问题了。但如果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存在，则是另外一番情况。对于政府创造的每1美元，银行系统都可以创造出数美元，因而只有部分额外的高能货币进入流通领域，部分成为银行准备金。事实上，政府与银行系统达成了共同安排，双方分割了公众愿意以零利率（或在有息存款的情况下，比其他类型贷款低的利率水平）借出的金额以及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隐性铸币税收入。两者分割的比例如下：例如，基于每单位政府创造的货币，银行系统可创造的货币数量取决于银行的准备金率（在高能货币方面）和公众的存款通货比率。公众将存款向通货的转化降低了银行系统的份额而增加了政府的份额，因此政府以一个较少的货币增长量获得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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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量方面，高能货币中的信用货币自美国参战到停战阶段大约提高了15亿美元。这相当于战时通过零利率贷款或隐性铸币税收筹集到的战争开支。如果公众没有把存款转为通货，存款准备金比率实际上还是上升了，信用货币将只会上升6亿美元，而货币存量的增长幅度也不会大于实际的增长幅度。这会要求政府以其他方式筹集额外的10亿美元。另外，如果公众没有把存款转为通货，由政府实际发行的15亿美元将会使货币量提高40%而不是18%。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价格肯定会比实际上升更多。最终，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发行信用货币筹集到等量的实际资金将会造成高能货币的增长超过15亿美元，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影响。从这些数字中，可清晰地看到我们讨论的影响显然是不可以被忽略的。（见Friedman, 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 in Three Wartime Peri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52，pp.61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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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之所以使用“大致”这个词是因为国民银行券的数量在该时期轻微下降，并且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定义为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尚不明确（见附录B和上面的注释[35]）。而且，由于银通货的存在，也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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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由于额外货币的发行为公众所接受，且没有带来价格的上升，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零利率的隐性贷款。然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大致稳定表明货币余额占收入的比重并没有上升，而且实际收入的大致稳定意味着该项目不需要额外的实际货币余额——因此我们认为，该时期发行的额外货币是一项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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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W.P.G.Harding,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oughton Mifflin，1925，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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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由于高工资和高额利润，公众的购买力比之前要强得多；加之来自欧洲必要的出口需求，使物价提高到一个极高的水平上……对信贷有着无限的需求……”（Annual Report for 1919，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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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919年年度报告》的第3页写道：“……显然当政府拥有巨额的浮息债务且自由债券仍有很大部分没有被吸收时，贴现率的提高可能加大政府融资的难度。由于战时限制的取消，仍需要对信贷进行管理和控制，委员会认为通过过早地调整贴现率来施加控制将不利于财政部的处境，即使不会完全阻止也会削弱政府试图达到的结果。”财政部和商业银行达成的共识强化了财政部对此事的敦促，它们认为储备银行将会使商业银行和其客户对6个月胜利债券的认购利率等于普通贷款利率（H.P.Willis,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New York, Ronald，1923，pp.1395-1396）。阻止银行利率上升的另一个力量是1918年年初联储委员会和纽约清算银行间达成的协议，后者对活期银行余额支付2.25%的利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90天的商业票据利率每上升0.5%，该利率就会提高0.25%，其上限为3%。1919年联储委员会不愿看到储备银行利率的上升，这将会导致其他地区利率的上升，并且可能导致寻求最高回报的银行存款的整体转移（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Apr.1918，p.252；Jan.1920，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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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Harrison文件为国内货币政策的三个主要问题提供了翔实的书面证据：（1）20世纪20年代末，联储体系内关于对股票市场繁荣进行控制的争论；（2）从1929年10月股市崩溃到1933年3月银行歇业期间影响联储体系政策的种种考验；（3）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下联储体系的角色。这些事件部分超出了Harrison文件所记载的时期，但是大多数事件的时期都与其重合。书面证据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与这些会议相关的官方信件往来和备忘录，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会议记录（在会议上对联储体系的政策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最后，文件中含有Harrison与联储体系、银行、政府机构和外国中央银行重要人士谈话内容——电话交谈或面谈——的详细记载，谈话内容经常是谈话刚刚结束或几天后就被记录下来。包括Harrison文件在内的8个文件当中，有4个文件主要是关注国内货币政策的，本书主要参考了这4个文件（另外4个主要是关于国际中央银行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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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涉及Harrison文件的部分，以文件章节的标题进行如下区分：交谈（1926-1940年，Harrison, Conversations），办公室备忘录（1924-1940年，Harrison, Office），两个都记录了交谈的内容，并带有副本；多方面的信件和报告（1920-1940年，Harrison, Miscellaneous），包括与联储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信件的副本；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1928-1940年，Harrison, Open Market），包括常规会议记录、管理人员会议记录、备忘录、信件、决议；总裁会议（1921-1940年，Harrison, Governors），包括会议的详细议程；讨论笔记（1930-1940年，Harrison, Notes），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会议记录和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专用备忘录（1933-1940年，Harrison, Special），包括由银行研究人员准备的政策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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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harles S.Hamlin，日记（1887-1937，Hamlin Papers, Manusc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第5卷，10月28日—11月1日和12日—13日，1919年，第41-47，5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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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这一段插曲包括Strong与财政部部长Carter Glass关于委员会对贴现率权限的争论。虽然司法部长支持Glass的观点，认为委员会有权调整贴现率并规范贴现率的制定，但相关法律问题仍然没有解决（Lester V.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Central Banker, Washington, Brookings，1958，pp.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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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咨询委员会（由12个银行家组成，每个储备银行选举一个）建议“目前不需对贴现率做进一步的变动”，一周后波士顿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高了贴现率（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19，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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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Hamlin Diary, Vol.5，Dec.12，30，1919，pp.82-87，109110.尽管Strong赞成单一贴现率，但他坚持“为了鼓励银行在乡村的发展，并且这种特殊类型的票据资产比其他任何商业票据产品都要好”，承兑汇票的优惠贴现率是合理的（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160）。这个主张与财政部给予由政府债券担保的票据优惠贴现率的理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Strong在几年之后摒弃了这一观点（见第6章的注释[66]）。在12月30日，纽约也把它的购买承兑汇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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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Hamlin Diary, Vol.5，p.89.Strong在1919年年初就作出应提高贴现率的判断，这一判断隐含在他稍后在农业调查联合委员会之前的陈述中（Benjamin Strong, Interpretations of Federal Reserve Policy, W.Randolph Burgess, ed.，New York, Harper，1930，pp.xvi，8588）。这段插曲也可参见Harold L.Reed, The Development of Federal Reserve Polic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1922，pp.298-315；and 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119，139160。也可见本书第6章的第3节和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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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f Agricutural Inquiry，67th Cong.，1st sess.，H.Rept.408，1922，partⅡ，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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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Harding, The Formative Period,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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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另一家中央银行行长的回忆录与Harding的回忆录形成了有益的对比，它戏剧性地揭示出在完全相同的法规环境下，中央银行官员的个性是如何影响其相对财政部的立场的。见Emile Moreau, Souvenirs d’un Gouverneur de la Banque de France，Éditions M.-Th.Genin, Librairie de Médicis, Paris，1954，passim。Moreau在1926-1928年法郎稳定时期是法兰西银行的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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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Harrison, Special, No.2，Credit Policie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14-1934，p.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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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到，该备忘录没有像我们那样对1919年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和1920年实际行动产生的结果进行区别，正如引用的这句话前面的句子所阐述的：“在制止1919-1920年经济过热时，联储体系的措施并不为人们所认可，不管采纳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多么有利，中央银行制止过热的行动从来都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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