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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27年在很多方面是对上述时期的重复。在1924年中期经济陷入谷底后，便迎来了经济复苏，同时伴随着房地产的繁荣，1926年后又趋于平稳发展，股票市场也迎来了牛市。1926年年末，即在1926年10月经济周期顶峰的前期，联邦储备体系开始实施适度的紧缩政策，之后的经济衰退极其温和。在1927年11月经济周期谷底前不久，联邦储备体系又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从1927年7月到8月，银行承兑票据利率降低了0.25%；联邦储备体系持有的票据上升了2亿美元；从1927年7月到9月，所有银行的贴现率从4%下降到3.5%。从1927年6月到1927年11月中旬，联储在公开市场上的政府债券购买量达到34亿美元。联邦储备信贷的下降及随后的上升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黄金流动，因此黄金流动对高能货币的净影响很小。然而，1927年存款通货比率明显上升，因此较之高能货币，货币存量总量的变动极其可观——货币存量在1926年后期停止增长，1927年又重新增长。货币存量的变动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都应纳入联储政策的考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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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细节所表明的，极少有时期像从1928年年初那样，由于联邦储备体系采取措施抑制股价暴涨而备受争议。尽管1927年年末经济才刚刚复苏，并且商品价格没有上升的趋势——从1927年10月的96.6下降到1928年3月的95.5，联邦储备体系还是在1928年年初采取了紧缩措施。[68]到7月份，纽约的贴现率上升到了5%，这是自1921年以来的最高点；尽管黄金流出，但联邦储备体系持有的政府债券从1927年年末的超过6亿美元下降到1928年8月的2.1亿美元。由于贴现量的急剧上升，联邦储备信贷余额持续上升到1928年中期。贴现量的上升一定程度上是公开市场卖出引起的剪刀效应的结果。不仅如此，在快速增长的股票价格及“门市贷款”（street-loans）旺盛的需求下，贴现率的上涨滞后于市场利率的上升。因此，相对于市场利率，贴现率下降了，这更刺激了银行向联邦储备体系借款。联邦储备体系由于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而备受批评；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想及早采取更猛烈的措施，但却导致了它与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发生公开争执。[69]对股票市场暴涨的批判者大多都将矛头指向了1927年的“宽松”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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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中期以后，虽然联邦储备政策几经摇摆，但联邦储备体系持续实施了紧缩措施。尽管如上所述，直到1929年8月（国民经济研究局将此时点确定为经济周期顶峰），纽约的贴现率一直保持稳定，之后才上升到6%。然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票据购买利率拥有更有效的控制，其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贴现率的调整。60天承兑票据的最低购买利率从1928年7月到12月一直保持在4.5%，低于贴现率1.5个百分点，在此期间，票据的持有量急剧上升，远大于通常的季节性增长。经过5次调整，票据利率上升到1929年3月的5.5%，高于贴现率1.5个百分点。票据持有量在1929年上半年的下降幅度甚至比其在1928年下半年的上升幅度更大，这也构成了同期联邦储备信贷余额下降的主要原因。7月份，票据利率下调至5.25%；8月份，当贴现率上升时，它又降到了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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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强调信贷的最终用途，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贴现率与票据利率的反向变动是正常的。然而，Harrison关于在限制贴现率的同时可以放宽票据利率的观点值得怀疑。他在1929年8月的目标是放宽货币市场利率。通常认为，票据利率的下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为了使委员会批准其上调贴现率所做出的让步。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贴现率上升的绝佳时机已经错过后，形势的发展最终迫使委员会提高贴现率。然而，要想让正在运转且反应滞后的传导机制停止下来，没有长期的斗争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考虑到能够通过降低票据利率来抵消其影响，Harrison接受了提高贴现率的提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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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29年，高能货币总体保持稳定，间或略有下降。货币存量也有轻微下降，1929年8月经济周期顶峰的货币存量比16个月前即1928年4月的水平要低。从1907年至今的月度数据来看，仅在1907-1908年和1920-1921年经济严重衰退期间出现过低于16个月前货币存量水平的情况。之前或之后的经济扩张期都没有如此长时期的货币存量停滞不前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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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2月联邦储备委员会要求直接限制证券投机的著名陈述报告中，联储委员会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打算使自己成为证券投机或价值的仲裁者。”[71]然而，在1928年和1929年，遏制股票市场上涨即便不是影响联邦储备措施的决定性因素，至少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这些措施显然没能遏制股价的暴涨，但却对经济产生了持续的紧缩压力。[72]在1928年的第二和第三季度，批发物价有所上升，但此后直到1929年全年一直处于下降态势。以经济周期顶峰（1929年8月）为中心的三个月平均批发物价比以经济周期谷底（1927年11月）为中心的三个月平均批发物价还要略低。这是自1891-1893年以来，第一次经济扩张期间批发物价指数未出现上涨的情况，并且这种情况在1960年前都再未重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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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黄金对冲政策表明，追求双重目标的政策最终会使联邦储备体系陷入困境。如果联邦储备体系的目标集中在遏制股票市场暴涨上，那么，它是不会在1927年采取宽松政策的。相反，联邦储备体系应该在当时而非1928年就采取紧缩政策，而且所采取的措施应当比1928年实际采取的更为严厉。毫无疑问，如果当初联邦储备体系采取了这样的政策，牛市会终结。[73]另一方面，如果联邦储备体系专心致力于1923年政策声明中制定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它在1928年就应采取比实际更宽松的措施，从而使高能货币及货币存量以正常的速度增长。然而，联邦储备体系却采取了一项对打破投机性繁荣而言太宽松，而对保持经济健康增长而言太严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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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应使自己成为“证券投机或价值的仲裁者”，对股票市场暴涨的干预力度也不应超过联储早期对佛罗里达地价飞涨事件的干预力度。同时，我们认为专心致力于单一政策目标的效果要比同时追求双重目标的效果更佳。1928年初联邦储备体系推行的严厉紧缩政策已经挤出了股票市场的泡沫，但没有必要长期执行这项政策，以至于严重地拖累了整个经济发展。[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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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季节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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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图22至图25中的数据都是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因而这些数据遗漏了联邦储备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信贷进行季节性调整，以适应贸易的季节性波动。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前，货币市场在夏季较为宽松，而在秋收季节与圣诞节（从9月到12月）期间则较为紧缩。季节性波动的一个表现是存款通货比率的波动，这导致了银行储备头寸随之也出现了周期性松紧，并导致了活期存款利率及其他短期利率明显的季节性变化。[75]由此，季节性波动根植于联邦储备体系创建者的思想中，并成为他们固守“弹性”通货信念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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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显示了20世纪20年代如下变量的季节性模式：联邦储备信贷余额、财政部及联邦储备银行以外的通货（包括“公众持有的通货”及银行金库中的通货）以及联邦储备银行的银行存款。联邦储备信贷及流通中通货的变化模式在形式和数量上都极其相似。与之前一样，联邦储备体系“对冲”了季节性提款与通货的季节性回流，这样就使成员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存款免受季节性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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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1922-1929年受联邦储备政策影响的季节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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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邦储备信贷余额，每月月末数据（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p.373ff.）的季节性调整因子是通过Shiskin-Eisenpress方法得到的（见图21的资料来源）。对1922-1929年间每年的每个月度数据取平均值，然后对12个平均值进行调整，使它们的总和等于1200。将1922-1929年联邦储备信贷余额的每月均值作为12个季节指数和100之间差额的不变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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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银行的银行存款，表A-2，列（2）。采用上述方法计算季节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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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取月末数据（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p.373ff.），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在国民经济研究局文件中季节性调整因子例外，其是通过比例移动加总方法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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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季节性波动，明显地改变了1914年以前的季节性模式，加大了财政部之外通货的季节性变动幅度，而缩小了活期货币利率的季节性变动幅度。[76]联邦储备体系基本成功地实现了其陈述的消除季节性压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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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区别两种类型的季节性变动至关重要，联邦储备体系适应了这些变动并改变了其形式：其一，是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这要求改变高能货币存量或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以确保货币流通数量保持不变；其二，是公众持有的货币总量（通货和存款）的变动。两者都引发了货币的“弹性”问题：第一个变动是从存款、通货相互转换的角度引出了“弹性”问题；第二个变动则是从完全不同的货币总量变化的层面引出了“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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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前，第一个问题（即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主要通过银行准备金率的变化解决，而后者大部分是由短期利率的变动引起的；第二个问题（即公众持有的货币总量的变动）主要通过黄金的季节性流动解决。无论哪一种季节性变动，促使银行调整准备金率的利率的同等变动都降低了季节性变动的幅度。在通货或货币需求旺盛时期，高利率能够引导经济减少资金的需求量——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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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体系通过充分扩张或紧缩高能货币进而抵消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并允许货币总量的季节性变动来应对季节性变动。这基本上消除了银行储备头寸的季节性宽松与紧缩，从而消除了利率的季节性波动。但同时，这反过来也消除了限制季节性变动幅度的因素，因此，我们推测财政部及联邦储备银行之外的通货在20世纪20年代货币总量中的季节性变动幅度要明显大于之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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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波动与周期性波动在表现形式上通常很相似，而这种相似性恰恰是货币政策混淆的来源，尤其与“弹性”概念的大量滥用有关。这两种波动中均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变化，即存款通货比率及货币存量总量的变化。联邦储备体系应对存款通货比率的季节性波动和周期性波动的措施应类似，即限制存款通货比率的波动以免影响货币总量。公众持有货币形式的变化能够影响货币存量，这完全是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的技术结果。我们很难发现，允许存款通货比率变化并导致上述结果会有怎样的经济功效。这种结果并不合意，也非政策的初衷，应尽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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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的变化，即货币存量的变化，则完全不同。从整个一年来看，货币量在夏季下降，在秋冬季上升，并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可能还有不少裨益。很显然，相对于收入来说，不论利率水平如何，公众在夏季对货币的需求更小，而在秋冬季对货币的需求更大。相应地，允许货币存量波动意味着实际上抵消了因货币量下降带来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反之亦然。货币总量此种类型的“弹性”很可能是必要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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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与季节性政策相对应的周期性政策表现为扩张期货币量的上升（或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上升）、衰退期货币量的下降（或以比现在更慢的速度上升）。这在货币量应符合“贸易需求”以及广为流传的关于货币量“弹性”需求的错误观念中被奉为神圣的教条。然而，从深层次分析来看，实际情况恰恰与上述观点相反。相对于收入，必需的实际货币余额在经济扩张期下降了，而在经济衰退期上升了。[78]因此，通过货币存量的反向变动来抵消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政策——货币季节性调整的基本理由——要求货币存量在经济扩张期下降（或以比现在更慢的速度上升），在经济衰退期上升（或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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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体系的政策声明使我们相信，联邦储备体系至少模糊地认识到了——不管是在何时以何种程度——合理的季节性调整都与周期性调整有所不同。但据我们所知，联邦储备体系从未明确地强调过这一问题，几乎可以确信，这使“贸易需求”教条观念得以延续，同时也促使联邦储备体系默认货币存量的变动与经济周期变动正相关，并由此加剧了周期性波动，尤其是在随后的1930年及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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