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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体系权力的扩大比其内部的结构变化更为重要。联储委员会和储备银行很自然地把联邦储备体系没能阻止1929-1933年大萧条和银行业危机归因为其权力不够，而不是它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它要求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并急切地要接受它们。其中第一个措施发生在银行业危机之前，即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放宽了联邦储备券的可接受担保物的范围，并允许以任何资产为抵押向成员银行紧急预付款项。《1935年银行法》中其他扩大了联邦储备体系权力的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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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了委员会改变准备金要求的权力。1933年，在《农业调整法案》的《托马斯修正案》中，规定该项权力仅在总统许可的情况下可以作为紧急权力使用。在《1935年银行法》中，这项紧急权力获得了永久授权，不再需要总统许可，准备金要求的变动范围最低限为1917年6月法案规定的最小百分比，最高限为这个百分比的两倍。[27]准备金要求的另外一个变动是规定政府存款也需交纳准备金。还有一个条款，允许将“应收”项目从总活期存款中扣除，而不是仅从“应付”项目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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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大了联邦储备银行的贷款权力。《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允许紧急贷款预支的部分被放开，并且成为永久规定。它授权储备银行以任何其满意的担保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向其成员银行贷款，该行为只受到委员会法规的约束。作为联邦储备信贷基础的合格性理论于是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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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权委员会对成员银行支付的定期存款利率规定上限。该项权力在《1933年银行法》中已经有所规定，在《1935年银行法》中被重申，并将相同的权力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用来约束参保的非成员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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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权委员会规范银行和经纪人为其客户购买和持有记名证券提供的预付贷款。这一权力于《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得到确认，委员会因此对成员银行和非成员银行在股票上的贷款（条例U）和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在股票和债券上的贷款（条例T）提出了保证金要求。[28]委员会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股票市场投机倍感忧虑，并且试图使用“直接施压”的方法对股票市场信贷和其他信贷进行区别对待。这最终导致了委员会获得了前述权力。此后还出现了其他旨在控制信贷特定用途的权力——特别是，对购买消费品和房地产的信贷控制，但事实证明这两者都只是临时权力。我们在后面会再次提到信贷控制（参阅第9章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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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体系获得的这些新的权力，跟它已有的权力一样，可以分为三种：货币政策工具，主要作用是使委员会控制货币数量；信用政策工具，主要作用是使委员会控制贷款的价格和使用；[29]银行监管工具，主要作用是使委员会对银行运作进行监管。当然，我们使用“主要”这个词，说明三者之间没有严格清晰的界限，每项权力都可能会对货币数量、贷款的价格和使用、银行运作产生影响。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是联储最初的主要货币性权力；考虑到银行业，于是又增加了改变准备金要求的权力。合格性要求是最初的主要信贷控制权力；新增加的权力包括对证券信贷的控制，以及后来对消费品和房地产的信贷控制；此外，赋予储备银行以任何满意的担保向成员银行提供贷款的权力，使得最初的合格性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最初的主要监管权力包括银行检查、联邦储备体系准入的要求，以及对于联储体系的作用的最初想法——准备金要求；新增加的权力包括对定期存款利率的控制、对担保贷款占银行资本金和公积金比例的控制，以及禁止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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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银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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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银行也许本来就和当时破产的银行有所区别。此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无疑从这些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从而影响了它们未来的行为。基于以上两点，不难理解为什么幸存的银行比1929年的那些银行更加重视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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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流动性压力是对银行资产结构两大变化的最好解释。这些变化是：首先，银行持有的现金资产（库存现金、在途资金、在其他银行包括储备银行中的余额）比例大幅上升，这个变化在上文（第7章第2节）已经讨论过，它与1932年出现的“超额”准备金有一定关系；其次，相对于贷款而言，投资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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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14%，贷款比投资多2.5倍（参见表17）。到1933年中期，现金资产上升到总资产的18%，同时总资产下降了三分之一还多。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银行资产的冻结，这一比例会更高。同期，贷款仅稍稍大于投资。此外，投资结构有所变化，其中美国政府债券所占比例从1929年的不到40%上升到1933年的超过50%。[30]从成员银行数据中可以看出，之前近四分之三的美国债券是以长期债券的形式持有的，一般期限较长，到后来只有稍多于二分之一比例的债券是以该形式持有的（参见表18）。这些变化无一例外都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即增加流动性好的资产，这些资产能够很快变现，同时又不会导致较大的资本损失——前几年的金融危机使商业银行家们充分认识到这类资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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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1929-1960年商业银行资产的构成（部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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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选取日期为6月30日或者最近的可以获得数据的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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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1-5列，来源于All-Bank Statistics, pp.34-35；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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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后，随着总资产的显著增加，银行抓住机会增加现金比例、扩大投资，其中，政府债券比贷款增长得要快。到1940年年底，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36%（参见表17）。贷款额仅是投资额的70%，而投资中有70%是美国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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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1928-1941年成员银行持有的美国政府直接债务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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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为四舍五人，各数之和可能和总数有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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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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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4列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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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an king and Mon eta ryS tatis tics,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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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联邦储备银行的债券持有量从四种未偿债券总额中扣除（ibid.，PP.332，343，375，509510）。所有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长期债券都被视为长期国债或自由公债。第1列被看做差额的一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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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与第5列的推导过程相同，除了1929-1931年没有6月份联邦储备银行债券持有量的数据。假设1929年6月和1930年6月所持有的四种债务的百分比和上一年12月31日相同，1931年6月的数据与1931年12月31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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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在银行投资的期限结构方面我们无法得到充足的数据。从1928年年底开始，我们可以得到所有成员银行持有的以下三类政府债券的数据：国库券和1年期公债、中期国债、长期国债（参阅表18）。发行时，第一类债券的期限为1年以下，第二类债券的期限为1-5年，第三类债券的期限为5年以上。然而，就某种债券来说，当购买或持有时其剩余的到期期限可能和初始到期期限完全不同。举例来说，某种长期国债在购买或持有时其距离到期日可能不到一年，因此其到期期限和国库券类似。因此，上述各类债券持有量的分布最多只是衡量其期限结构分布的一个粗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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