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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工业用银的需求上升，财政部为了满足工业需求及菲律宾造币的要求，根据1943年7月12日的《格林法案》，从综合基金的非货币用途白银中售出了近1.7亿盎司。该法案于1945年12月31日终止。此外，另有9亿盎司的白银以临时贷款的形式提供给与战争有关的产业，以满足非消费性的电力需求。约4.1亿盎司的白银租借给了印度及其他国家，将在1952年4月《日本和平协定》签订后的5年内收回。除了0.15亿盎司的白银，其他白银到1961年年底为止都被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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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46年的法案，财政部向工业企业出售了1.38亿盎司的白银，其中大部分发生在1958年以后。财政部所持有的非货币化白银从1958年末的近2亿盎司降到了1961年白银销售终止时的0.22亿盎司。减少的白银中一部分销售给工业企业，另外一部分用于银辅币的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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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在中止白银销售的命令发布后的几周内，白银市价上升至每盎司1.043/4美元。在1962年年初略微下降后，市价于同年8月达到自1920年8月以来的最高点——每盎司1.09美元，当时财政部正在市场上购买白银以收回《彼特曼法案》凭证（参阅第6章注释[60]）。截至1963年6月（本书出版时），白银市价围绕其1.2929美元的货币价值以1.5美分的幅度浮动。只要白银市价达到其货币价值，根据现存的法案，财政部就会通过赎回银元券（只要财政部的白银存量足够多），或者熔化银币把白银市价固定在货币价值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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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957-1961年间，世界白银的货币性及非货币性的消耗量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而世界白银产量仅以每年约1.5%的速度增长。毋庸置疑，如果美国政府未以支持价格出售白银，白银的价格及产量将处于更高水平。自财政部终止白银销售后，预计世界白银产量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以适应白银市价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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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Bureau of the Cencus，1960，p.351，Series M-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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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高于5美元”是由以下数据得出的：财政部用于白银购买的最高年均支出2.2亿美元除以国内白银年均产量4000万美元。“可能等于或高于25美元”是这样一种推测：4000万美元减去那些生产白银所需资源的机会成本，差额不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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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参阅Arthur Salter, China and Silver, New York, Economic Forum，1934，pp.46-47，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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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参阅Paris, Monetary Policy,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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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参阅Frank M.T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2，pp.14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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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Paris, Monetary Policies,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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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再版自Paris, pp.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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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961年11月的命令中止了财政部非货币用途白银的销售，该命令要求财政部用白银代替银元券，包括那些作为辅币的以及那些随后被联邦储备券替换后退出流通的。这一命令只对面额为5美元、10美元的银元券产生了影响。1962年1月，总统要求国会赋予联邦储备体系发行面值为1美元、2美元联邦储备券的权力，以保证其相应面额的银元券逐步退出流通。上述授权被纳入1963年6月4日的法案，该法案废除了《白银购买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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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第9章 周期性变动（1933-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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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严重的经济紧缩往往随着强劲的复苏而终止。1929-1933年间的紧缩也不例外。从1933年至下一个周期的顶峰1937年，以当前价格和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净值的上涨幅度分别不低于76%和59%，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和12%（见图37），增长速度非常快。只有另外两个四年期内以当前价格计算的收入增长率高于此，但都处于战争时期。其中一个时期的收入增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终止，另一个时期则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此之外，在有年度数据记录的1869-1960年间再没有其他的四年期内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收入有如此高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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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货币、收入、价格和流通速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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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复苏如此强劲，1937年的货币收入比8年前的经济周期顶峰还要低17%，而实际收入也只增加了3%，这可以用来衡量前一时期经济紧缩的严重程度。这段时间人口增长率约为6%，因此事实上1937年这个经济周期顶峰时的人均产出要低于前一个经济周期顶峰时的人均产出。在所记录的1895-1910年的年度数据里，只有1895年和1910年两个经济周期顶峰时的人均产出低于之前的顶峰时期，即1892年和1907年的人均产出。此外，1937年之后的紧缩虽然不是特别长，但却十分严重而且发展异常迅速，是我们记载中唯一的一场严重萧条之后另一场严重萧条接踵而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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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33年后经济复苏的最显著特征不是复苏的速度很快，而是其不彻底性。在复苏过程中，失业率仍然较高。甚至在1937年的经济周期顶峰，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人数仍为590万。到13个月后的经济周期谷底，近5400万劳动人口中失业人数已经上升到10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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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经济扩张期和紧缩期中的货币存量、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个人收入和工业产值，1933年3月-194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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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阴影部分代表经济紧缩期，非阴影部分代表经济扩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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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业产值和图16的来源相同，个人收入和图28的来源相同，其他数据和图62的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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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的初始阶段既不稳定也不均衡。银行重新开业后，个人收入与工业产量迅速增长（见图37）。随着人们对颁布《国家工业复苏条例》（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NIRA）（于1933年6月16日通过）的预期增强，这种增长趋势被强化，因为该法律预计会提高工资率和物价水平，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1933年下半年的经济回落之后是1934年早期另一次强劲的增长以及一次更深的回落，直至1934年后期收入和产出持续稳定的增长才步入正轨，同时前后对比可以看出，不均衡性集中体现在非耐用品、服务和政府采购物品等的产量上。在1937年经济周期顶峰，非耐用品工业产量成分指数比1929年周期顶峰时高21%，而耐用品产量成分指数则较1929年低了6%。这种差异显著反映出私人资本形成水平非常低，净私人投资在1936年仍为负值。在1936年和1937年早期该值转为正值，但其中很大部分是增加的存货。[1]在1937年早期的最高点，私人部门的比例只有20世纪中期峰值时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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