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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M.A.Kriz也指出，财政部部长改变黄金市场价格的权力受到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责任的约束，还受到1945年7月31日《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条款的约束，即规定任何对美元币值的调整都须经过议会的法律程序（“Gold in World Monetary Affairs Toda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Dec.1960，p.50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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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37，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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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eorge Leslie Harrison关于联邦储备体系的论文，见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Harrison, Notes, Vol.Ⅶ，Dec.7，1939。关于该论文的完整描述，请见第5章注释[41]和相应的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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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我们在上文分析的，联储关于1930-1931年货币政策“宽松”的观点反映了对贴现率解释的同样的谬误，并且，如我们将在第11章看到的，20世纪50年代在政策讨论中对于“自由准备金”的强调也是如此。该谬误和采取钉住政府债券价格做法的谬误是一样的，联储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认识到后者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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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48年8月，国会授予委员会一项暂时的权力，即在《1935年银行法》下将活期存款的准备金要求上限提高了4个百分点，定期存款的准备金要求上限提高了1.5个百分点，该权力在1949年6月30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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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1935年12月13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关于超额准备金的备忘录，以及1936年1月23日Harrison和其董事在一次会议中的表述（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Notes, Vol.Ⅵ）。然而，导致超额准备金积累的公开市场购买计划的最初目的却并非如此，Harrison在1933年4月的一次行长会议中提到，“不赞成执行另一项超额准备金计划”，但银行行长赞成为满足财政部要求而购买政府债券；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赞成大会对此的决议（Notes, Vol.Ⅲ，Apr.24，1933）。一个相似的观点在1933年4月22日的公开市场政策协会会议中也被提及，该协会批准执行委员会购买总价值1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从而满足财政部要求”。来自芝加哥的副行长Mckay投票反对这一决议。委员会认为授权过于狭窄，并且赞成该不局限于“满足财政部要求”的建议（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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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gram, dated May 12，1933，Board—signed Chester Morrill—to Harrison）。购买直到5月23日之后才开始，此时正是行长Black被任命接替Eugene Meyer成为委员会的管理者一周之前，他和公开市场政策协会的执行委员一起召开了会议。纽约的观点是超额准备金的增加在当时是可取的，但不应超过5亿美元（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Notes, Vol.Ⅲ，May 15，July 6，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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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8月，当超额准备金达到5.5亿美元时，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就建议停止购买，并在9月和10月超额准备金继续增加时又提出建议。然而由于管理层压力，购买持续到1933年11月15日——总量达到6亿美元。在参议员Thomas和国会其他人的坚持下，委员会曾被警告，停止购买“可能……通过绿钞的发行立即且必然地加速通货膨胀”（Conversations, Vol.Ⅱ，Sept.16，1933，与管理者Black的谈话）。然而，Owen D.Young认为，相对于发行绿钞，通过公开市场购买使超额准备金超过现有水平没有好处——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的《托马斯修正案》规定发行绿钞不超过30亿美元（Notes, Vol.Ⅲ，Sept.7，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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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一备忘录是早前版本的修订版，标示的日期是1935年9月19日（Notes, Vol.Ⅵ）以及1935年10月22日（Open Market, Vol.Ⅲ），1935年12月17-18日的会议之前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间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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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arrison, Notes, Vol.Ⅵ，Sept.26，1935.以下文献列示了销售政府债券首次失败的原因：Office, Vol.Ⅳ，Oct.16，1935；Notes, Vol.V, memorandum, dated Mar.15，1934，another dated Mar.16，1935，on excess reserves；ibid.，minutes of directors, meetings, Jan.24，Feb.21，Mar.7，21，Sept.26，Oct.6，1935；Open Market, Vol.Ⅲ，minutes of meetings, Oct.22-24，and memorandum, dated Dec.13，1935.其他提及的原因有赋予银行和公众持有政府债券可清算的风险以及委员会反对销售的可能。Burgess显然由于1933年1月卖出债券遭受的损失而心存疑虑。他说：“……我们在1933年1月尝试实现债券组合的灵活性，但却弄得一团糟。”（Notes, Vol.Ⅳ，Mar.8，1934；also the same view in Notes, Vol.V, Jan.24，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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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arrison, Conversations, Vol.Ⅲ，Apr.2，1937；Office, Vol.V, memorandum, dated Mar.16，1938，Harrison to Burg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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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联储账户执行操作之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继续作为财政部在政府债券市场的代理。Harrison评价“……财政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长期投资者的角色，总是或多或少将资金投入政府债券，而公开市场委员会则扮演了市场稳定者的角色”。（Notes, Vol.Ⅵ，Feb.4，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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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该备忘录见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Ⅲ；Harrison的评论见Notes, Vol.Ⅵ，Sept.26，1935；也可参见他在1935年9月19日董事会议上的评论。更早的关于超额准备金的备忘录的日期：1934年3月15日和1935年3月6日（Harrison, Notes, Vol.V）；1935年3月21日（Open Market, Vol.Ⅲ）；1935年9月19日（Notes, Vol.Ⅵ）；1935年10月22日（Open Market, Vol.Ⅲ）；1935年11月7日（Notes, Vol.Ⅵ，and Special, 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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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arrison, Notes, Vol.Ⅵ.非常有趣的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Owen D.Young基于以下看似正确的原因，反对立刻提高准备金要求：“采取这种措施仅仅作为预防手段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可能适得其反；应该等到确实有必要时再采取措施。”（ibid.，Nov.7，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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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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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Ⅲ，Statement，由Martin行长在1935年12月17日的会议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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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Harrison在一次声称讨论超额准备金和联储政策的特别会议上（1935年12月16日）告诉其他董事：“如果我们增加准备金要求，我们将把联储推向这样一种位置，即其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率的改变获得控制局面的机会。如果我们先出售政府债券，将会使控制权留在联储委员会的手中，使其具有单独增加或减少准备金要求的权力。”（Harrison, Notes, Vol.Ⅵ，Dec.16，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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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讨论发生在和纽约董事讨论《1935年银行法》的长时间的会议过程中（Harrison, Notes, Vol.V, Feb.18，1935）。也可参见第7章的注释[93]，以及第11章的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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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37，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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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36，pp.2，1415；1937，p.2；M.S.Eccles, Beckoning Frontiers, New York, Knopf，1951，pp.289-293；and E.A.Goldenweiser,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 New York, McGraw-Hill，1951，pp.17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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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Ⅳ，minutes of meeting, Jan.2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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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Harrison, Notes, Vol.Ⅵ，Jan.7，14，21，28，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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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Warburton提到，委员会对银行满足更高准备金要求的能力的广泛研究（见注释[24]）遗漏了影响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由于其他银行从其相应的账户余额中提出资金导致中心储备城市银行准备金减少（“Monetary Difficult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Monetary System”，Journal of Finance, Dec.1952，pp.543-544）。这一因素在1937年1月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上得到讨论，但没有改变Harrison的观点。银行家G.W.Davison建议仅用部分的剩余权力提高准备金要求，指出“一些中心储备和储备城市银行将会感受到准备金要求提高‘两方面’的冲击；除了要增加它们自身的准备金，它们还将遭受周边银行提款的影响”（Harrison, Notes, Vol.Ⅵ，Jan.21，1937）。委员会显然受到了劝告的影响，将其提高准备金要求的要求仅限于中心储备和储备城市银行。如果州立银行体系的准备金要求非常低，建议地方银行放弃联储成员资格。然而，Goldenweiser认为，准备金要求不是决定银行是否能成为会员的重要因素，而且，地方银行“作为一个群体有大量累积的超额准备金和相关者的超额资金，能够轻易地达到增加准备金的要求”（Open Market, Vol.Ⅳ，minutes of meeting, Jan.26，1937）。他没有提及从中心储备城市银行提取那些余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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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即便是这种说法也低估了差别，因为高能货币前7个月的大部分增长到该时段结束时才发生，因此或许可以被视为产生了时滞影响。1936年6月到7月的增长是1935年12月到1936年7月底增长量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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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38年1月27日，关于“准备金要求的提高会导致大萧条吗”的备忘录的第一次草稿中，Williams分析了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得出了否定的结论。Williams仅仅从活期存款的绝对变化——从1936年6月30日到1936年12月31日显著增长，从1936年12月31日到1937年6月30日仅仅下降了3亿美元——而没有对比之前的变化，就得出了他的结论。显然，他没有认识到判断一个特定变化的重要性需要与之前的趋势比较，这一变化是代表了趋势的延续还是根本的转变。Williams的备忘录通篇强调对信贷市场的影响。他仅仅在论证商业银行生息资产总额时提及了活期存款的变动（Harrison, Special, no.22，应FOMC要求准备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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