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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要求任何商业银行提高活期存款净额准备金，以应付任何商业银行的净存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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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946年4月末，所有的储备银行对由政府直接债务担保的向非成员银行的贷款不再使用1%的优惠贴现率。之后，个人、合伙企业和公司的贷款利率（到1948年年末利率的变动区间为2.5%—2.75%）适用于非成员银行的贷款。1946年四五月，所有储备银行对由1年到期或可赎回的政府债券担保的成员银行的贷款不再使用0.5%的贴现率，普遍使用的1%的贴现率适用于由各种期限的政府债券担保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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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见statements in Annual Report, p.7；1946，p.6；1947，p.8；1948，pp.2，4，20；1949，pp.7-8；1950，p.2；1951，pp.3，4，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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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联邦储备法》第16章赋予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未被金元券冲抵的联邦储备银行券征收利息税的权力。1933年以前，每家联邦储备银行在提取完数额等于资本金的公积金之后，必须向政府缴纳其净收益的90%作为特许税。这个条款在修订《联邦储备法》时被废除。《1933年银行法》包含了该条款，并将特许税用于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会要求每家储备银行认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股份，认购数额等于1933年1月1日银行公积金的1/2。由于认购股份导致银行的公积金减少，联邦储备银行不再缴纳特许税。1933-1944年这段时期的收益使银行的公积金仅仅恢复到不足其认购资本金的75%。但是，在1945年及1946年，收益使其公积金大于银行的资本金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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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银行收益的措施与0.375%的买入利率的废除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报告中有所暗示，该报告披露了其与财政部代表关于这些条款的讨论内容（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47，pp.90-92）。Commeri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July 10，1947，p.20（124））中认为，联邦储备收益向财政部的转移其实是财政部默认的由于利息成本上升而提出的交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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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从1947年4月到10月，财政部出售了其投资账户上的18亿美元的长期债券，10月份发行了一种新的非流通的债券，利率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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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对活期存款净额的新的准备金要求的最高限：中央储备城市银行为30%，储备城市银行为24%，乡村银行为18%；对定期存款来说，所有的银行均为7.5%。9月份，规定的活期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26%、22%和16%；定期存款准备金率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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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1946年，财政部运用其巨额的综合基金余额（来自胜利债券借入过多的部分）来偿还债券的本息。这是一个簿记式的操作，涉及战争贷款账户（银行对政府的负债，没有准备金要求）上存款的减少，以及银行持有债券（政府对银行的负债）的减少。（1946年12月31日发布的“总统声明”结束了二战对立时期，因此1947年6月30日成员银行不再享受战争贷款账户免除准备金要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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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用盈余收入来偿付债务所产生的货币影响，尤其是偿还不同持有者所持有的债务所产生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有很多讨论。战争时期人们认为商业银行持有债券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讨论其实是对该观点的一种延续。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通过转移商业银行中财政部的存款来偿还联邦储备持有的政府债券，则会导致高能货币的减少，从而对货币存量产生紧缩效应。通过转移商业银行中要求提取准备金的财政部存款偿还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券，最初会导致要求提取准备金的存款同等数量的减少，同时以政府债券方式存在的银行资产也会减少。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偿还债券会释放一些超额准备金，从而使银行的存款和资产恢复到最初的水平，因此这种行为在货币效应方面是中性的。运用财政部存款（要求交纳准备金）偿还非银行机构持有的债务仅仅是存款所有权的转移，不会对存款或准备金产生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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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条件发生了变化。以利率支持计划为例，无论是债券的数量，还是债券的份额实际上都是由持有者来决定的。两者所形成的利率结构必须与计划所支持的利率结构保持一致。例如，如果财政部使用盈余收入来偿还公众持有的长期债券，在固定的利率水平上，当公众希望持有长期债券而卖出短期债券时，结果就是短期利率有上升的趋势，而长期利率有下降的趋势。这反过来会导致联邦储备为了维持利率体系出售长期债券而购买短期债券。因此，导致的结果恰恰与财政部最初偿还短期债券的结果相同。对于财政部的其他操作和公众的偏好，情况也是类似的。财政部的操作只决定一个特定的持有者是从财政部、联邦储备或其他持有者手中获得债券，还是将手中的债券转让给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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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感谢David Meiselman为我们提供下面这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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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债券的收益率和股息率是每个季度的各月数据的平均值，季节性波动不明显。企业利润率是由每股收益除以每股价格得到的季度平均数，并且经过了季节性调整。数据来自Commercial Statistics，初始来源是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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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债券和股票的风险基本一致，我们使用了Baa级债券。但是，使用Aaa级债券不会改变三个时期收入差异变化的方向。Aaa级债券收益率减去股息率为-0.96、-3.74，-3.86、-3.24，-1.16、-0.46（倒数第2列）。Aaa级债券收益率减去企业利润率为-0.14、-12.36，-13.30、-5.86，-5.27、-2.78（最后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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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在考察图51中价格变动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时，应该指出，从时间序列起点（1871年）开始，资本流动的数据与价格比率相比在长期有下降趋势。这就意味着，给定一定数量的对美国的资本输入，从长期来看这同美国相对于英国更高的价格水平是一致的；或者换句话说，给定一定的价格比率，资本输入的数量会更少一些（或者资本输出会更多一些）。对这样一个结果最清晰的解释是，美国对英国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这可能是由美国技术增长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速度的上升导致的。这样一个日益增长的比较优势是人们用来解释所谓战后“美元短缺”的最为流行的一个例证（见John R.Hicks，“An Inaugural Lecture”，Oxford Economic Papers, June 1953，pp.1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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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一个对二战时期瑞典的最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瑞典货币和价格方面的资料，可以用来与美国类似的战时数据变化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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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货币规模的上升幅度要比美国小得多，这意味着瑞典的通货膨胀压力要小一些。这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但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1）战时贸易的中断对瑞典生产潜力的影响可能比对美国的影响更为严重。（2）瑞典在1939年的潜在闲置资源要比美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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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要比美国大，尽管其货币规模的增加幅度要小一些。这似乎清楚地证明了瑞典的价格管制对价格上涨的压制要小一些。但是，从1942年第三季度到1945年第二季度，价格管制更为严格，瑞典的价格没有上升，而货币总量又增加了30%。也许这就是1942年以后，美英价格比率与美国、瑞典价格比率差距缩小的原因，而美英价格比率与美国、瑞士价格比率的差距却持续扩大，一直到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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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典的数据资料，见Daniel J.Edwards，“Process of Economic Adaptation in a World WarⅡ-Neutral Country：A Case Study of Sweden”，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1961，pp.144-145，163164。感谢Edwards提供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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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二战期间的运输和金融体系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紊乱，以至于和平时期资本流动和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难以再维持下去了。当然，如果战争期间这些关系被完全扭曲了，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两者在和平时期的关系。但是，在一战时期，这些关系所受的影响比较小。因此，一战时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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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美国居民愿意消费、投资、放弃或持有的外国货币与非美国居民为相应目的愿意放弃外国货币而获得的美元数量是相等的，因为实际发生的收支总量是相等的。但是，在战争时期和在和平时期有两点区别：（1）各方需要持有或放弃的总量发生了变化（外汇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发生了移动）；（2）为了消除计划差额，更为广泛地使用了直接控制手段。考虑到（1），曲线移动的净效果我们并不清楚。人们可能认为，对于中立国家来说，外汇的供给和需求都将因为贸易受到威胁而减少（贸易的危险性事实上会提高进口的平均价格，同时减少出口的平均收入）。考虑到（2），如果不通过管制就可以保持当时的汇率水平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汇率调整后的相对价格与保持汇率平价的相对价格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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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维持相对价格和资本流出之间关系的是什么机制呢？部分答案可能是二战期间资本流出对相对价格的调整程度大于和平时期的调整程度。例如，中立国家的居民可能更愿意积累美元余额。在和平时期，如果人们消除实际或潜在的余额，那么将会使得经过汇率调整的相对价格与合适的资本流动相一致。在战争时期，这种消除行为就会发生暂时中断，一方面是因为中立国家的居民和美国人一样，为了在战后获得短缺物品，希望持有更多的美元余额；另一方面是因为中立国家或美国的外汇管制会暂时冻结这些余额。无论是哪种情况，美元余额的积累（不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都会造成资本的流入，从而弥补了美国对其同盟国的资本自动输出。但是就已发生的事实而言，资本输出实际上是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动而调整的，因为美国较高的相对价格会造成较多的抵消性的资本流入，而较低的相对价格会造成较少的抵消性的资本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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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由于中立国家积累的美元余额超过了合适的水平，它们试图获得本币，而实行固定汇率的政府机构则必须提供这种货币，因此在国内产生了类似黄金流动的效应。这种机制与和平时期的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