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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联邦储备公告》也定期公布了比我们的定义更广义的货币总额及其组成部分——除我们的货币定义的部分之外，还包括在互助储蓄银行和邮政储蓄体系的定期存款——但仅仅是非季节性调整的形式。在本书写作期间，即1962年8月，货币总量还未被公布，公布的仅是更广义的总量——除了刚刚列出的项目，还有外国银行存款和美国政府资金余额（与表A-3的表头项目类似）——也仅是非季节性调整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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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个数可能反映了下面Martin的陈述：“……我的生活离不开货币供给，我们雇员的生活离不开货币供给，并且我发现了解它的真正组成部分以及它如何变化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在我们能够肯定而精确地说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货币供给之前，所有的人都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January 1961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Outlook, Hearings，87th Cong.，1st sess.，Mar.7，1961，p.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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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见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Public Debt Ceiling and Interest Rate Ceiling on Bonds, Hearings，86th Cong.，1st sess.，June 10-12，1959，p.173；Employment, Growth, and Price Levels, Hearings, part 6A, p.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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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关于贸易需求学说的唯一痕迹就是关于“投机”和“以投机为目的的银行信贷使用”的零星表达。见January 1954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Hearings, p.125；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6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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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例如，在1957年8月Martin被问及近来联邦储备体系为抑制通货膨胀做了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们测度了经济中的增长率，并且我们认为增长率通常应该在3%到4%附近，我们认为如果超过那个限度就太高了。我们已经使得货币供应——当然，这些数据有时被改变，因为您将定期存款加入活期存款中，但是我们通常把定期存款从数据中减去——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降低到约1%。除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周转率之外，我们已经在3%的增长上产生了2%的余额，并且我们已经感到那大致是正确的，尽管我有时认为或许我们在让货币流通速度——这很难衡量——超过现在情况所允许的限度方面有一点错误。”（Investigation of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part 3，pp.1306-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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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Martin主席的陈述：“我们的目的是逆着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风向，不管它朝哪吹……”（Nomination of 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p.5）；“我们不得不逆着这股风，不管这风朝哪个方向吹”（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Investigation of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part 6，85th Cong.，2d sess.Apr.23，1958，p.1929）。关于认识到准备金政策应用中的时滞，参见上面所提到的文献，第1949页；关于判断的重要性，参见上面所提到文献，第3部分，第1261页（“为了对经济走势保持敏感，联邦储备体系需要进行持续研究并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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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53，p.88.关于会上所采纳的另外两个运作程序上的改变，见本章的注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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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本章注释[10]引用的文献第二段中的条款也被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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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同样参见本章注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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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见R.A.Young and C.A.Yager，“The Economics of Bills Preferabl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60，pp.341-373。联邦储备体系首次在1955年11月背离了它的“仅存国库券”政策，并分别于1958年7月和1960年11月再次背离。1955年，它购买了1.67亿美元1年期财政部公债，并且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授权的基础上，本应再次进行数量翻番的买入操作。“收购财政部公债而不是短期国库券的特殊情况，是为了方便大规模的财政部再融资运作，当财政部决定再融资时并没有预见到货币市场资金短缺。”（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55，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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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见参议员Paul H.Douglas对Martin主席在一段时间中的交互质询（Nomination of 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pp.6-25）。Douglas关注买入操作，而不关注期限，批评Martin和其他八个为购买投赞成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以此来回应财政部的要求——尽管当时的货币政策是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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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公开市场委员会“得出市场状况变得混乱的结论，并决定临时干预政府债券市场的中长期债券部分”（Annual Report，1958，p.7）。干预伴随着对1958年7月发行的、1965年到期的利率为2.625%的债券投机活动的失败。联邦储备体系当时购买了11亿美元的利率为1.625%的1年期国库券——这些是163亿美元再融资的一部分，这次再融资是针对1958年8月发行的三只债券的赎回而进行的——1.1亿美元到期债券的“权利”，并且还有一些除短期国库券之外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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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11月9日前的两周内，联邦储备体系在它的投资组合中又追加了12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包括短期国库券之外期限不超过13个月的债券（ibid.，1960，pp.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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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见Deane Carson，“Recent Open Market Committee Policy and Techniqu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55，pp.335-341；W.L.Smith，“Debt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Study Paper no.19，Empolyment, Growth, and Price Level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86th Cong.，2d sess.，Jan.28，1960，pp.118-134。也可参见W.W.Riefler，“Open Market Operations in Long-Term Securities”，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Nov.1958，pp.126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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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参议员Douglas在1949-1950年领导的调查对终结政府债券支持计划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他也是政府债券支持计划坚决的反对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1959年首先反对取消财政部出售长期债券的利率限制，这一限制逻辑上等同于政府债券支持计划。Douglas对其观点的合理性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对利率设计上限是没有合理依据的，市场利率由于不适宜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仅会等于或高于法定上限，而“仅存国库券”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他认为反对取消利率上限是迫使货币当局修订政策的有效措施。参议员Douglas 1959年7月8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反对当局提高长期美国债券利率上限的要求，参见Congressional Digest, Nov.1959，pp.267，26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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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约翰·F.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期间发表了反对“仅存国库券”政策的声明。联邦储备体系在1961年2月放弃了这一原则。按照这个声明，联邦储备体系“在国内经济情况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已经变化的条件下”，作出了重新发行不同期限债券的决定，并且决定债券的购买将“被最优价格，即最低价格掌控”。（New York Times, Feb.21，1961，pp.49，58，and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61，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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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引用了首席检察官的解释作为权威依据，即认为将提前偿还作为发行新的收益率超过4.25%的长期国库券的方法是合法的。财政部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使用了该方法，但是不存在超过名义利率上限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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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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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第12章 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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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货币的学者来说，战后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同时也是吸引讨论最多的一个现象，就是在第11章第1节提到并在图52中记录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猛烈上升的趋势。货币流通速度从1946年空前的低点1.16，上升到战后1960年的高点1.69，而这一高点自1930年以来，只在战争早期的1942年和1943年曾经达到过，这与以前的情形形成强烈对比。从我们所能获得的数据来看，自1869年到1960年九十多年的时间里，货币流通速度的总体趋势是在长期内以平均每年略高于1%的速率下降（见图57）。我们倾向于把这种长期下降趋势归因于同期发生的人均实际收入的上升，也就是说，将货币余额产生的服务视为对其需求量的增加快于收入的同比上涨的“奢侈品”[1]，而战后收入也继续增加。如果依此推断，货币流通速度长期的下降趋势没有理由不延续下去，但实际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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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的角度看，如图57所示，有两个时期惊人地相似。这两个时期后半段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都与各自前半段的变化不同，而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上升位于这两个时期中的第二个时期。1929-1932年货币流通速度的空前下跌大致对应1942-1946年的相似的下跌；1932-1942年的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在1937-1940年中断），大致对应1946-1960年的上升（在1951-1954年中断）。如图58所示，尽管第二个时期的运动比第一个时期持续了更长时间，但两个时期不仅在总体形状以及上升、下降的幅度方面相似，甚至在某些细微的运动形态方面也相仿。尽管两个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在下降趋势上显示出重叠性，但后者所处的总体水平要低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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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1869-1960年利率和两种货币流通速度的关系曲线，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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