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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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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习惯于将美国看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由于当时整个西方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已经足够高，所以当用同一种货币计价时，美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于外部价格水平几乎不具有灵活性。与两者最终的价格关系如何的问题相比，如何形成这种价格关系的问题存在更大的灵活性——是通过内部价格的变动，还是通过汇率的变动。关税的大幅变动、主要的黄金购买计划、资本流向的大规模变动（见图63），或者我们的贸易伙伴实施的大范围的外汇管制——这些因素均未从根本上改变为获得某种国际收支均衡所必需的价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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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反映社会持币偏好的货币流通速度，为基本货币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又一例证。由于美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加，并且银行机构的普及使存款变得更为便利，于是社会会持有相对于国民收入更多的货币量，也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1869年，货币存量总额小于3个月的国民收入；但是在1960年，货币存量总额超过了7个月的国民收入的水平。因此，货币流通速度的数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当平稳的过程：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19世纪90年代初，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这使持有货币更具吸引力，所以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较快；而在1897-1914年，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则变化较慢。唯有两次例外：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和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先大幅下降，然后又迅速回升；另一次发生在二战期间和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也是先大幅下降，然后在战后迅速反弹回升。与周期性波动相对应，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了系统性和稳定性的变动趋势，即在经济扩张时期上升，在经济萧条时期下降。甚至在大萧条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变动仍部分符合这一模式。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幅度如此之大，部分原因就是其周期性波动幅度本来就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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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0年为止的90年中，货币流通速度以平均每年略高于1%的速度下降。在经济扩张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减幅度一般不会超过1%；但是在经济紧缩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减少幅度一般会超过这个比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上升或下降幅度往往随着经济活动周期性波动幅度的变化而变化。因为许多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幅度大致相同，所以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波动幅度也基本相同。虽然存在长期的变化趋势、一致的周期性变化模式以及估计值相当大的误差，但是从1869年（我们所用的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起始年份）至1960年的91年中，所观测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年际变化幅度有78年小于10%。在13次较大的波动中，有半数以上发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且最大的一次波动幅度达到了17%。用某种长期变化趋势的百分比来衡量，有53年货币流通速度处于90至110之间，有66年货币流通速度处于85至115之间。在其余的26年中，有12年是在自1869年起的15年里，这些年份的国民收入数据是严重缺失的，而且有7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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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高度稳定的货币关系，是货币存量变化与经济活动周期性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体上，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趋势。这种增长在周期性扩张时期快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慢于平时的增长速度。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恰好会在商业周期到达峰顶之前减慢，而在商业周期到达谷底之前加快。无论是从我们数据所涉及的最早期的商业周期看，还是从最近的商业周期看，这一模式的主导地位都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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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许多反映货币稳定关系的详细例证，它们对上述这些概括性的例证形成补充，如1878年为准备恢复铸币支付以及1933年以后为提高国内价格而实行的两次黄金购买计划所具有的类似影响；将存款通货比率作为流动性问题预警信号的可靠性；在两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批发物价水平起初类似的波动——起初的变动方向都与后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向相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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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货币安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这些货币关系的一致性依然持续。从1862年到1879年，美国货币是独立的，它既不能以任何固定比率兑换黄金、白银，也不能以任何固定比率兑换任何他国货币。因此，这一时期的货币存量可以由国内形势决定。从1879年至1914年，美国货币可以按照法律限定的且在实践中所维持的固定比率同黄金进行兑换。从而，货币存量及国内价格不得不处在维持国际收支大致平衡，同时不引发异常黄金流动的水平上。当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灵活性，但是货币存量仍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从1879年前后一直到联邦储备体系建立的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单一银行体系分为国民银行和非国民银行，两者大约各占存款总额的一半。两者均不受中央的控制，只是财政部偶尔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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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到1933年，美国货币仍然严格与黄金挂钩，但是能够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比率的他国货币逐渐减少。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而且国际贸易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变小。因此，与早年相比，美元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更为松散。另外，《联邦储备法》不仅确立了对大部分银行系统的中央控制机制，而且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干预，从而改变甚至扭转国际收支与国内货币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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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年初，美国货币脱离了与黄金严格的挂钩关系。一年后，这种挂钩关系以一个不同的比例再次确立起来。然而，那时重新建立起来且从此在法律上占主导地位的金本位制完全不同于1933年以前的金本位制。从那时起，黄金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私人持有黄金为法律所禁止，因此货币不能再以固定比率自由兑换成黄金。其他国家也削弱了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随之也削弱了货币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许多国家甚至在完全割裂本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联系方面走得更远。如今，黄金主要以价格固定的商品的形式出现，而不再是世界货币体系或美国货币体系的基础。然而，历史的延续性及黄金作为固定汇率工具的用途，使得黄金仍然具有任何其他政府限定价格商品所不具备的货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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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由于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美国银行系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联邦存款保险制度达到了《联邦储备法》未能实现的目标：它使公众对某些银行丧失信心情况的迅速增加不会扩大为银行业危机，而这种银行业危机是由于公众普遍试图挤兑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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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安排的变化显著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决定力量，从而也改变了货币存量的变化情况。例如，在1914-1960年的46年中，当某一政府机构对货币存量的变化负有明确的职责时，货币存量的年度变动比之前的35年更加剧烈，因为在之前的35年中，货币存量的变化是由金本位制的准自动均衡机制决定的。此外，自二战结束后，货币存量的年度变动比之前任何一个等长时段都要稳定（见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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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1867-1960年的货币存量及其直接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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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阴影部分代表经济紧缩期，非阴影部分代表经济扩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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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A-1列（8）和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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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货币安排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三个变量（我们发现将这三个变量视为货币存量的数学决定因素非常有助于分析）：高能货币存量、公众存款与公众持有现金之间的比率，以及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负债与其准备金的比率（我们将准备金定义为商业银行系统持有的高能货币总量）（见图64，插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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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学上讲，高能货币存量是决定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然而，高能货币数量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力量决定的：在绿钞时期，主要由政府信用发行方面的变化促成；1879-1914年，尽管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为交换白银而发行的国民银行券以及通货方面的变动所引发的，但主要还是由黄金的流动引起的；1914-1960年，主要是联邦储备信贷余额的变化造成了高能货币数量的变化，但显然，1934-1940年除外，因为该期间高能货币数量的变动主要是由黄金的流动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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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金融危机期间，存款通货比率变得尤为重要。每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会对银行失去信心，从而争相将存款兑换成现金，由此会导致存款通货比率锐减，并对货币存量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人们曾寄希望于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能够基于货币意义消除存款通货比率的波动；当公众要将存款兑换成现金时，不必加倍地减少存款，而是由联邦储备体系来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的方法。但实践表明，联邦储备体系并未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在1867-1960年的93年中，存款通货比率发生的最剧烈的一次波动是在1930-1933年。在这3年里，存款通货比率下降到不及初始水平的一半，而且仅在3年的时间里，该比率的下降便将其之前30年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持有现金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却是以存款更大幅度的减少为代价的，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少了1/3。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最终决定性地扭转了存款通货比率的下降趋势。从那以后，该比率在短期内从未遭受剧烈的波动，估计在未来也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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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般情况下存款准备金比率在经济扩张时期上升，在经济紧缩时期下降，因此其更持续地发挥着次要作用，尽管如此，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存款通货比率一样，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显得尤为重要。一旦公众试图降低存款通货比率而表现出对银行的不信任，银行就会通过增加其准备金数量加以应对。经过短暂的时间，银行就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它们成功地降低了存款准备金比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存量的下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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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趋势来看，存款准备金比率也会随着货币安排的变化而变化。在绿钞时期，由于国民银行的成熟及非国民银行相对重要性的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显著上升。在1897-1907年这10年中，存款准备金比率再次上升，部分原因是财政部准备承担更广泛的中央银行职能。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后，存款准备金比率再次上升。其原因在于联邦储备体系既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又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心。然而，1930-1933年发生的货币危机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在此期间，存款准备金比率呈下降趋势。短短10年的时间里，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从1929年空前的最高水平，下降到仅略高于1867年的水平。1930-1933年的经验使银行认识到，依靠联邦储备体系来解决流动性问题是行不通的；银行用了3年时间来根据自身流动性偏好方面的相应变化来调整其准备金。1936-1937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提高，使银行资产流动性的需求再次发生变化，同样地，这次调整也经历了大概3年的时间。从那时起，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认识到存款保险能够消除银行的挤兑风险，而且早期经历的影响也逐渐消失。如果调整是针对法定准备金要求的变动而作出的，那么这一比率会回到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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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影响货币存量的因素方面存在这些显著的变化，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就很少再发生变动。影响货币存量的那些外部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货币存量的变动对经济其他方面的影响似乎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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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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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货币方面的变动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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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存量变化与其他经济变量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本身，既不能说明引发变化的原因，也无法说明变化影响的方向。货币方面的变动可能随着其他经济变量独立产生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收入和价格也可能随着货币方面独立产生的变化而变化。这两者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且每一方的变化都可能存在一些独立的因素；或者，两者可能都受到第三种因素变化的影响而相应地发生变化。分析货币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范围广泛的定性证据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对已有统计数据的这些可能性解释加以辨析。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超越这些数字本身，对引起这种特殊变化的先前情况加以辨析，而当我们通过计算机处理这些特殊变化的统计数字后，其特殊性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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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之前的论述来看，可以充分肯定的一点是，货币方面的变动实际上常常是独立的，因为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