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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已经投入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翻译的全体翻译成员来说，弗里德曼不一样。除了我们自己以前阅读中的学习，这一次的翻译，让我们感觉到似乎与弗里德曼先生有了两年的交情，反复地揣摩，反复地斟酌，尽管翻译的质量未必高，缺陷未必少，但是态度是虔诚的，我们自己是得益的。现在我再次修订后记时，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投入了四五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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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辞世已经两年，种种的喧嚣已经过去，反过来再看当时的种种悼念文章，当我看到早年以《佃农理论》等著作成名、近年来在国内知名度依然很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饱受争议的张五常先生的悼念文章时，我就觉得，其中的一段，确实表达了我们参与翻译者的心声，我当时就保存了那篇文章，决定在后记中引用，张五常教授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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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弗里德曼）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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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弗里德曼）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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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立德、立功、立言是重要的大事。左丘明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弗里德曼教授的一生，可谓立德、立功、立言均备。对于这样的不朽，生命的存在与否，实际上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在经济发展史上，在金融思想史上，弗里德曼总是在那里，后来者是绕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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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在主流的经济思想似乎又开始向政府干预方向转弯的时候，弗里德曼的重要性再次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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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的是，我和我的一帮研究生，竟然如此机缘巧合，承担了这一翻译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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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研究者，弗里德曼的这本著作早就拜读过，但是在细致翻译之后才发现，粗略的作为阅读者，得其大意可也；但是作为翻译者，需要对原作者负责，也需要对翻译的阅读者负责，不容易。对于我陆续带领参加翻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来说，我更多的是把这本巨著作为经典教材，整个翻译过程，就是一门经典金融文献的阅读课程，是美国货币金融史的研讨课程，也是专业英语的钻研课程。我多次组织不同的同学，就不同的章节，分头组织讨论，大家分别发言，共同探讨。因此，最终要署名的话，可能很难分清楚，究竟哪些部分完全是由哪一个人完成的，实际上是反复讨论、交叉修订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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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经过几年来的翻译、讨论、反复校订和斟酌以及近期的集中再次修订，本书终于将与读者见面时，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段翻译的时间内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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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知道，作为译者，特别是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这样的经典著作的译者，实际上与读者互动学习的过程可能从译著出版之日才真正开始，因而翻译时如履薄冰的心情始终不敢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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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有许多戏谑之辞，例如有人说“真正的文学就是被翻译所遗漏了的那部分”，尽管大家都知道翻译需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但是，经过自己亲身参与，方才明白语言本身的真实准确传达已属不易，语言之外的意境更是难以描述的，彼时的风云变幻往往难以仅仅通过语言本身让读者也感同身受，据说语言学上，这叫作“语言的痛苦”。也才明白翻译著作绝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否则金山快译软件足矣；翻译的难度和资源投入远甚于自己著书，因为好的翻译往往包含了再创作的艰难过程。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为数不少的译作出版，我相信多数译者同我一样，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有机会接触经典，并在翻译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能力所限，结果往往是不可控的，加之读者的英文水平显著提高，翻译著作也日渐成为一件费力难讨好的工作。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曾说，翻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哪怕最终可能是读者觉得翻译的版本质量欠佳无法阅读，转而翻阅英文原版，也就姑且自我安慰，认为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经典的普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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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2006年年底完成初稿，经过出版社两年的编辑整理，我们又在最后阶段由巴曙松、王劲松和牛播坤集中对全书进行了再次的校订。初稿翻译的参与人员分别为（根据参与翻译的顺序）：巴曙松、刘先丰、吕国亮、方磊、程晓红、刘润佐、牛播坤、矫静、郝婕、尹竹青、陈华良、向坤、王凡、王淼。其间，王劲松、伍刚做了许多有益的协调工作。之后两个月组织了相互校译，在2006年年中完成的初稿中发现仍有诸多不足，特别是庞大的翻译团队加大了语言风格的统一以及对全局把握的难度，随即组织了几位进行集中校对，包括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伍刚、王凡、牛播坤。此次校对主要集中在语句和措辞的修正上，但限于校对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我发现往往还是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在参与翻译同学的提议下，我们尝试对各章采取了小组集中讨论的形式，即由我来主持，一名同学负责主要修订，其他同学讨论前也需认真阅读并提出校对意见。不仅从语言上确保用词的准确性，还可以在相互讨论中理顺作者演绎货币历程的基本思路，深化对该书的理解，以求完整传达作者的表述。在此期间，我们组成了三个讨论小组，并在小组内设置了审读员。审读员均是之前未参加过翻译的同学，只负责从中文的行文习惯上考察翻译的可读性。三个小组的成员构成及其负责的章节分别为：第一组，吕国亮、程晓红、方磊、李晶（审读员）；第二组，牛播坤、刘润佐、矫静、张旭（审读员）、赵晶（审读员）；第三组，向坤、王凡、郝婕、王俊（审读员）。经过此轮集中校订，翻译质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遗留的个别难句由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牛播坤负责。随后，我又进一步组织了小组间的交叉校订，并由上一轮的小组负责人审定此轮所做修改。附录部分的校对由王淼、向坤、王凡、谢国良、李辉雨、王琳璘、张铮和任杰等同学参与。在最后阶段的统稿和协调方面，张旭和王凡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前后大约五至六次的校订中，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承担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尽可能地查漏补缺，唯恐辱没经典，希望能以程序的繁复和巨大的投入弥补我们自身水平的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以便我们在下一步的校订中继续提高改进，也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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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里德曼教授的众多著作与成就中，这本《美国货币史》我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经济学家常用的数量、逻辑与历史三种分析工具中，如果要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数量；再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逻辑；无论如何，他要保留历史。从个人的偏好看，我也认同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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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业正处于快速的发展变革过程中，美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能够给我们一些参照、一些案例、一些思考。发端于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研究案例。我们一直在事实上把欧美金融体系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现在这些重要的参照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和危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只能更多地依靠深入分析欧美金融业发展的轨迹和中国自身的金融需求来寻找。因此，如果这本书的翻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个引导作用，则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全书分析框架与基本理念的把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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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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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于北京玉渊潭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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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Richard Fisher, Rosenblum H.A Credible Path for Ending Too Big to Fail[J].Business Economics，2013，48（3）：16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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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1933年年初的大萧条尾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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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国经济学家（1826-1877）。——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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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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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债券品种是发行人为了替换旧债而发行的债券，收入用于购买国债，国债产生的现金流用于偿付被替换的旧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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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储蓄和贷款协会于19世纪3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是一种由会员拥有、服务于会员的金融机构；会员作为股东有权参与机构的管理和分享利润，同时承担相应的有限责任；拥有会员资格意味着可以获取资金和收益，具有行为能力的美国人均可按照机构的章程成为会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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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自《圣经·新约·希伯来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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